作为全球最受欢迎饮品——茶叶的故乡，中国完全有理由感到自豪。在世界最大产茶国及消费国的头衔旁落100年后，中国最近从印度手中夺回了这一历史地位。但中国未能打造出一个全球知名的茶叶品牌，是本土茶叶的支持者们感到沮丧的原因之一。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中国的茶叶品牌都难以与国外竞争者相抗衡。在中国，联合利华(Unilever)的立顿(Lipton)品牌占有的市场份额，是仅次于它的本土竞争对手的三倍。

“中国7万家茶场为啥抵不上一个‘立顿'茶？”

在中国本土，数千家生产商和品牌之间的激烈竞争，导致各自只能获得极小的市场份额和微薄的利润。中国茶叶一般按照品种和产地出售，而非品牌，而各个地区都有自己最喜爱的本地品牌。另一方面，立顿等领先品牌明白，创造集合价值有赖于全国性的市场营销以及高效的一体化分销网络。立顿从独立茶商手中收购廉价茶叶，装进茶包，再以高得离谱的价格，出售其再普通不过的“黄牌精选红茶”它的茶并不出色，但运作却相当出色。

在中国高度分散的零售市场，还没有哪个本土品牌能取代立顿的地位。相反，出售有机茶的高端生产商正试图在国内外开拓利润丰厚的利基市场。以湖南省茶业有限公司在该省白云山种植的茶叶为例。白云山气候温暖潮湿，有深厚的红棕色土壤，是种植高品质茶叶的理想之地。在一片墨绿色的针叶林背后，一排排整齐的茶树丛闪闪发亮，沐浴在夏日的阳光下，蜜蜂嗡嗡作响，懒洋洋地在枝头盘绕。一块板子上写着一系列规定，要求采茶者不得蓄长指甲，不得在脸上搽粉；严禁吸烟。这里不使用杀虫剂，而是电子灭虫器来保护茶树免受叶蝉及其它嗜茶叶害虫的侵害。这些新茶在来年春天被摘下来后，有一批会运往日本，贴上海东兄弟(Kaito Brothers)的标签，作为高级有机茶出售；另一批将包装成获奖的“冠云”品牌，在国内市场销售，两小袋10克装茶叶就能卖出100美元的高价。

富有的日本和中国饮茶者很乐意掏数百美元购买春天采摘的顶级茶叶，就像西方的爱酒人士会一掷千金购买一瓶上等红酒一样。但特制茶不会给中国带来它所渴望的国际品牌认知度。要想获得国际认知，中国必须进行广泛的行业整合和更加老练的市场营销。

尽管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茶业生产商，但中国的现代茶业才刚刚起步。本土茶叶公司要实现规模经济、获得挖掘出产品全部价值所必需的品牌塑造技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在此之前，大块收入还会被主打便利和生活时尚牌的有实力的外国品牌抢走。有人要来一杯立顿红茶吗？

落后便要捱打，没脾气也要捱打，世界适用的是丛林法则，从来都是弱肉强食。和谐世界的理念，哄哄别人可以，但自己千万不要太当一回事，否则就会被套上紧箍，自己搞死自己。

“如果把公元1600年时的国家分成两组，一组是国库深藏万宝的国家，像明朝中国藏银1250万两、印度国库藏金6200万块、土耳其帝国藏金1600万块、日本朝廷存金1030万块，另一组负债累累，如当时的西班牙、英国、法国、荷兰、意大利城邦，那么，从四百年前到十九、二十世纪，哪组国家发展得更好呢？当年国库藏金万贯的，除日本于十九世纪后期通过 ‘明治维新’改变其命运外，到今天还都是发展中国家，而当时负债累累的国家，今天基本是既民主法治，又经济发达。”
在当前金融危机之下，重新回味那篇文章以及其中的故事和逻辑，意义具体又特殊。为什么当年负债累累的国家后来得到了良性发展，并根植出民主、法治与繁荣，而那些政府富有的国家后来却停滞不前，甚至走向衰败？为什么不管是过去还是今天，一国的民主法治似乎与其政府负债水平高度相关----借钱花的国家反而比最大化存钱的国家，更能催生出某种制度？
人间之事，有时就是这么不可思议，表面看，国家借钱花好像不好，但是从更深层思考，或许不需要借钱花的政府反倒容易腐败专制，毫无顾忌地侵犯民间权利，抑制个人创造力，就像富家子弟更容易横行霸道、不思奋发一样。只有当独裁王权或者极权政府的开支总是不够或者勉强够，以至于需要经常借债、与民间讨价还价征税的时候，权力才愿意接受约束，权力制衡制度才有机会成为现实，民间的创造空间才能被解放。
民间富有是自由、民主、法治的基础。相反，政府太富有，则会挑战民间的空间，挑战民主与法治。
我们再看美国的故事。美国不只在今天全球负债第一，在其立国之初就是靠负债幸存下来。
独立战争的背景决定了美国一开始就必须靠借债
对于美国历史，我们一般只熟悉其政治史，知道北美十三个英属殖民地于1776年7月4日宣布独立、1787年的宪法大会通过了《美国宪法》等等，却未必了解美国政府历来是多么穷，未必知道金融借贷对美国历史的支柱性作用。
从1607年开始，英国人陆续到北美冒险，先后由独立的股份公司建立了十三个殖民地，包括今天的弗吉尼亚、宾夕法尼亚、马萨诸塞等州。直到十八世纪中期以前，英国对这些殖民地除了花钱提供安全保障外，基本上是放任不管，也不怎么征税。比如，从1754年至1760年间，英国皇家军队同法国频繁作战，以保护这些北美殖民地，直到1763年，法国在北美、欧洲大陆两个战场上向英国认输，同意把加拿大割让给英国。
乔治三世于1760年登基英国国王，当时他二十二岁。由于同法国连续作战达九年之久，到1763年战争结束时，英国政府面对着严重的财政危机。这时，年轻的国王想，北美十三个殖民地享受英国保护达一个半世纪，却没有给后者任何财务上的回报，该是它们报效英国的时候了，至少应该缴纳一定的税收以供养常年驻扎在北美的军队。于是，在乔治三世的授意下，英国议会于1764年通过《食糖法》和《货币法》，前者要求十三个殖民地向英国缴纳各类消费品进口关税（包括食糖、纺织品、咖啡和酒），后者则禁止殖民地发行纸币，而只能使用英国货币；1765年通过《印花税法》，甚至要求北美殖民地为书刊等各类出版物向英国缴税；1767年，英国议会又通过《汤森法案》，向殖民地的纸张、玻璃、茶等日用品课税。
乔治三世的一系列立法和试图收紧控制北美的政策，遇到了殖民地的反抗，殖民地人在英国议会没有代表权、投票权，却要向后者缴税？一些革命团体和组织开始抵制英货、挑战英国军队。1770年3月5日，一群人在波士顿围住一队英国士兵起哄，局势失控并发生冲突，英国士兵开枪打死五个当地人。这就是著名的 “波士顿屠杀案”（BostonMassacre）。屠杀激起了殖民地人的愤怒，压力之下，英国议会废除了《汤森法案》，但保留了对茶叶征税。
1773年，英国议会把在北美殖民地的茶叶贸易垄断权授予了东印度公司。当年12月，一群革命人士假装成印第安人，登上三艘停留在波士顿港口的东印度公司茶叶运输船，炸开货箱，将大量茶叶扔到海里。这就是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BostonTeaPar－ty）。这个标志性事件使北美殖民地同英国的矛盾大大升级，迫使英国政府下决心进行整治。
接下来，英国议会在1774年通过四项新法，统称 “不可容忍法案”，命令皇家海军封锁波士顿海港，要求波士顿政府全额赔偿所倾茶叶，禁止马萨诸塞各地的群体集会，宣布英军可以随意住进殖民地老百姓家里，等等。这些法案当然是火上加油，愈加激怒了殖民地一方。随即，第一届大陆会议（ContinentalCongress，独立运动、独立战争期间的决策机构）成立，呼吁殖民地百姓武装起来，共同与英国作战。
为整治叛乱，英军到处查探民兵练习地和武器库。由于听说波士顿远郊的列克星敦镇是革命者基地并藏有大量武器，1775年4月19日，英军派出千余士兵赶往列克星敦镇，结果与殖民地民兵组织发生冲突，打响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枪。随后，其他殖民地的自发武装团体闻讯赶来支援。双方增兵两个月后，于6月19日展开一场大战，在战争中，英方伤亡一千多士兵，殖民地一方死亡五百余人。
独立战争就这样开始了。1775年6月，第二届大陆会议选举华盛顿任大陆军总司令，行使对所有武装力量的指挥权。为了避免战争对波士顿伤害太大，1776年3月17日，华盛顿迫使英军将战场往南转移到今天的纽约市周围。大陆军汇集在纽约曼哈顿南端，这支一万人的军队几乎没有受过正规训练，也没有任何战船，而英国皇家海军调集了一百多艘战船、三万多正规军。1776年7月4日，华盛顿的军队收到第二届大陆会议宣布美国独立的消息，受到一定鼓舞，但由于实力相差实在悬殊，还是未能扭转战局。8月27日，皇家海军夺取曼哈顿边上的长岛，大陆军惨败。之后，华盛顿采取边退边打的游击战办法，同英军开始了长达四年、辗转南北的拖延战术。
实际上，刚刚宣布独立的美国，最大的挑战并不在同英军作战的战场上，而在战争经费的来源上。起初，第一届大陆会议考虑过在各州征税，但是，这场战争以及美国要求独立的起因就是因为英国对殖民地的征税失控，这一背景决定了独立战争以及之后政府的开支不可能靠大规模加税来弥补，试想:如果新成立的政府也要大量征税，那为什么还要独立？
当时，十三个州的政府本身就很小，没有税收，没有军队，更没有州政府财产或者“国有企业”。中央政府又不存在，是真正的白手起家。所以，各届大陆会议只能靠印纸币或借债来解决资金来源。也就是说，美国从立国之初，就是依靠金融和债务市场。然而，当时的美国不仅没有联邦政府，更没有收税机构和中央银行，“大陆币”、战争债难以有市场。从1776年至1788年间，大陆会议不断出现经费困难，独立运动也几次濒于破产。
具体来说，独立战争开支主要依靠以下来源:第一，由大陆会议批准发行 “大陆币”（一种可兑换西班牙银元的纸币），从1775年到1780年，共印了37次“大陆币”；第二，由大陆会议发行债券，尽管谁都不知道那些债务将来靠什么偿还；第三，十三州的“份子”贡献，由各州各自发行战争债来提供；第四，从法国借款；再就是给士兵、供货商打欠条。
1775年6月3日，大陆会议授权发行首批公债，融资600万英镑，用于购买军火。但是，独立运动中的激进派主张以发行“大陆币”为主要的战争融资手段，如果纸币太多导致通货膨胀，大陆会议可以强行禁止民间涨价----这种偏好很好理解，如果开动印钞机就能有钱花，谁还去发债券融资？只是，这种一边印纸币、一边禁止涨价的做法，短期效果还可以，长期则难以持续。
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的军火是从欧洲购买，所以，仅发行“大陆币”还不够，独立运动必须有国际认可的通货才能买到军火。为此，他们必须发行债券融资。一般的做法是，债券发行时以黄金、白银、英镑等国际通货认购，而后政府用“大陆币”或“大陆币”票据偿还本金并支付利息。
1776年10月3日，大陆会议发行第二批债券，年息4%，面值共500万“大陆币”。为了发行这笔债券，他们在各州设立了 “大陆借款办公室”（ContinentalLoanOffice），专门负责政府债的销售和之后的利息支付工作。这实际上是美国最早遍及全国的投资银行销售与服务网，是现代证券市场的雏形。他们采用各种手段推销债券，比如，1776年11月，十三州的“大陆借款办公室”出售了大量彩票，中奖者得到的不是现金，而是一些年息为4%、期限为三年以上的公债。这种通过彩票销售为独立战争借债融资的方式，在头几年很成功。
只是到1780年下半年，政府债已经没人买了；各州也已弹尽粮绝，不愿再发债以支持联邦了；大多数士兵的服役期到年底也将结束，不愿继续接收欠条作为军饷。而在战场上，华盛顿的军队当时还几乎看不到胜利的希望。眼看着大陆军要失败，几乎没人再愿意接受“大陆币”，多印钞票也不再是出路。
独立运动眼看就要失败，华盛顿派助理前往法国，成功说服了法国国王再借250万法国金币给美国。这些金币还没到美国，后来成为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Hamilton)已先将其做抵押，通过国内贷款获得了紧急救命钱，得以让大陆军坚持到1781年的9月份。最终，在法国海军的支持下，大陆军在南方港口城市约克镇打赢了关键一战，迫使英军投降，一举扭转了整个战争的局面。1783年9月3日，英国签署《巴黎条约》，承认美国独立。
一个年轻的国家就这样靠举债存活下来。
由于美国独立运动的特殊背景，整个战争不能靠征税支持，各州政府又很穷，所以只能靠借债。在连大陆会议、十三州政府自己都不知道未来靠什么收入来还债的情况下，独立运动居然能够在1775年至1780年的六年时间里连续发债成功，简直是个奇迹。如果没有美国本土私人投资者、法国与西班牙国王以及荷兰投资者的债务支持，我们熟悉的今日之美国可能根本就不会存在。
大量债务逼着美国发展资本市场
独立战争结束了，但是，建国的挑战却刚刚开始。中国历史上，政权更替之时，新政权总能从原来的统治者手中缴获大量的金银财宝、地产，掠夺巨额的私人财产，或者以国有的方式没收地主、资本家的财产，等等。可是，美国成立之初，英国人没有留下任何财宝，新政府捉襟见肘。就在《美国宪法》签署的1788年，也就是在清朝国库存银6000多万两的时候，美国政府的外债和内债是如此之多，不管从哪种意义讲，都已是一个破产的国家。当时政府税收极少，解决债务的唯一办法就是以新借条还老借条。
如果说今天的全球金融危机是因美国联邦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家庭写“借条”太多、债务泛滥而导致的，那么，1788年时，美国货币、贷款、债券种类并不比今天少多少。仅各类战争债、州政府债、社区债所用到的支付货币就五花八门:有以 “老大陆币”、“新大陆币”、墨西哥银元、西班牙银元、英镑为支付货币的，有的债券干脆就没有注明以什么货币支付。整个金融市场一片混乱，许多债券的价格不到其面值的10%，基本无人问津，商品市场也难有秩序。这种乱局严重影响了人们对美国前景的信心，挑战着新合众国的命运。
怎么处理这些公债，让新合众国摆脱束缚、真正站起来呢？早在1781年，独立运动的第一位行政长官----财务总长罗伯特莫里斯（RobertMorris）就做过努力，特别是在大陆军打赢约克镇一战、迫使英军投降之后，他知道，如果大陆会议不把这些战争债处理好，新生美国必然夭折。莫里斯研究过英格兰银行的兴起对英国崛起的贡献，很清楚债务可以变成通货、变成社会财富载体的道理。
关于如何处理战争债问题，当时的大陆会议代表中有两派意见。一派以保守的农场主为主，他们认为，应该把这些战争债通过多印纸币一次性还清，也就是用通货膨胀的办法推掉战争时期欠下的公债，变相地让老百姓、外国投资者一次分摊掉这些债务负担。当然，这样做的风险是，老百姓和债券持有者可能因不满而暴动，甚至导致独立运动的成果毁于一旦。
但是，莫里斯代表的一派不想这样。他认为，这么多的债不可能也不应该一次偿完，而是应该通过政府持续征税、按季度付利息，将这些债券和票据长期延续下去。这样做的效果是，让这些债权变成获取未来定期固定收入流的权利，让它们成为金融投资资产，成为流动起来的资本。在莫里斯看来，第一，为了每季度付利息，联邦政府必须在各州征税，没有任何东西能比经常性的税赋更能将各州凝聚在一起，筑起一个团结一心的新合众国；第二，税赋能提醒每位公民，要关心国家公共事务，关心政治，因为这涉及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第三，债务一方面是负面的负担，但另一面代表的却是“信用”，代表着流动的价值（未来收入流的价值），所以，如果不付完这些公债，社会中的流动性不是更多、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吗？因此， 莫里斯估算了一下，如果不一次性地还清战争债，每年大约需要付利息200万美元，按当时的国民收入计算，这是一笔巨款。1782年7月29日，他向大陆会议提交了一份议案，建议为支付这200万美元的年息，在各州推出四种税:进口税、土地税、人头税、饮酒税，每项各贡献50万美元。可是，由于农场主派的反对，加上独立战争结束后政府再发债的必要性暂时消失，以及对多加税的恐惧，莫里斯的议案在大陆会议中拖了一年多也没通过。1784年11月，莫里斯辞职从商。
莫里斯的议案未能通过，债务问题也一直困扰着美国。1788年各州签署《美国宪法》，正式成立美利坚合众国，国会选举华盛顿为第一任总统。随即，华盛顿任命汉密尔顿为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他的首要任务就是对付这些巨额公债。这种“穷政府”或者说“已破产政府”局面，使得华盛顿和汉密尔顿不可能固执“权力傲慢”，而是必须讨好老百姓、尊重民众权利、赢得金融市场的信任。
1790年1月，三十三岁的汉密尔顿向国会递交了一份债务重组计划，要求按面值100%兑现在1788年宪法通过之前发行的所有公债，包括联邦与地方政府发行的各种战争债、独立战争军队签署的各类借条，所有债务由联邦政府全额承担。为了兑现承诺，联邦政府发行了三只新债券，其中两只年息为6%（一只于1791年1月开始付息，另一只到1801年才付息），第三只债券年息仅为3%。换言之，由这三只可以自由交易的债券取代原来五花八门的战争债，大大简化了新国家的债务局面。
今天来看，汉密尔顿的债务重组举措，似乎只是一种简单的债务证券化运作，但是，他的天才创新在于，这三只债券埋下了生发出纽约证券交易所、也就是“华尔街”的种子，因为这些债券在1790年10月上市交易之后，加上次年由汉密尔顿推出的 “美国银行”股票，立即将市场的关注聚焦在这四只证券上，强化了价格发现机制，提升了流动性，集中展现了市场活力。原来的成百上千种债券、借条即使能够换手交易，由于种类太多、条款各异，无法形成证券市场气候，市场活力做不起来，证券价格自然不会高，流动性也就差。但是，把市场注意力集中到四只证券上后，情况就大为不同。比如，这样集中之后，更方便了外国投资者认购。到1804年时，53%的美国政府公债是由欧洲投资者所持有（所以，不只是今天的美国公债主要由中国、日本等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国银行股份也主要（62%）在外国投资者手中。
被称为“美国金融之父”的汉密尔顿继承了莫里斯的金融思路，他的创举的意义还在于，这三只债券成为了反映美国未来前景的晴雨表，债券价格就是市场对美国未来的定价。汉密尔顿承认所有战争债的承诺，振奋了市场对美国未来的信心，这些债券价格随即猛涨，到1791年底，这些债券的市价甚至超过了面值。从此，美国资本市场一发不可收拾，投资与投机交易都很活跃。1803年，美国政府通过向国内外投资者发公债，融资买下路易斯安娜，使美国领土面积翻了一倍。证券市场就是这样为美国的成长服务，也为之后的工业革命、科技创新融资效劳。
政府穷民间富催化民主与法治
美国的起点是政府穷、民间富，逼着政府求助于金融债券，求助于民间税赋。西欧国家的兴起也大致如此。除了法国等少数国家外，欧洲城邦历来没有强势、富有的政府。像荷兰、意大利等城邦国家，在经历中世纪后期连续不断的战争之后，城邦政府基本都是负债累累，是典型的 “政府穷民间富”社会。那时期，政府的战争融资需要也是推动债券市场最先在意大利和荷兰发展的主因。
英国的经历同法国形成极有意义的反差。虽然英国王室在17世纪英国革命前就逐渐出售皇家土地，但是，即使到内战开始的1642年，皇家家产收入以及一直以来的税收还是不少。然而，内战严重消耗了皇家资源，到1649年查理一世国王被送上断头台、共和国成立后，皇家土地才被没收并低价出售。等到查理二世国王于1660年回到英国重新登基时，皇家土地已所剩无几，他本人的收入已无法支持皇家日常开支，更无法供养军队，皇室很“穷”了。在这种情况下，英国议会通过法案，规定每年由议会从政府税收中拨款120万英镑，供皇家自用，但是有几个条件:第一，政府征税权必须由议会控制，国王无权决定；第二，议会有权每年审查皇家的开支情况，包括战争开支以及其他日常开支；第三，皇家新增开支项目，必须经过议会的程序。这样，在皇家所代表的“国家”与议会之间，有了相互制约的权力架构。
有意思的是，尽管皇家的经费在1660年后受到议会的监督，但通过节约开支、改善收税机制，皇家金库照样能累积增长。1685年查理二世去世，由其兄弟詹姆士二世继位。皇室变得财大气粗之后，王权又开始不断膨胀，詹姆士二世随即解散议会，将权力集中于自己手中。这就为1688年的“光荣革命”制造了前提，英国人求助于荷兰王子威廉三世与妻子玛丽 （詹姆士二世的女儿），迫使詹姆士二世逃亡法国，威廉三世与玛丽此后登基为英国的国王和王后。作为让威廉三世继承王位的条件，英国议会要求其签署《人权法案》(BillofRights)和其他法律，保证国王不会侵犯公民权利、王室不会废除议会通过的法律、征税权继续由议会掌握、皇家召集军队必须先经过议会、公民有权拥有枪支武器、公民有言论自由等等，这些法律构成了现代英国民主制度的框架。
当然，皇家的开支还是继续由议会支配。“光荣革命”之后，英国政府的开支增加，而老百姓的税负已经很高。在皇家财产不多、税收增长又有限的情况下（“穷政府”），国债成为英国发展的必需。1693年，英格兰银行成立，其核心任务是帮助政府发行国债，但国债的决定权由下议院掌握，而不是由国王控制。英国的民主与法治，就这样跟“穷政府”加国债金融市场相伴为孪生兄弟，同步发展。
法国的早期经历跟英国恰好相反。在“光荣革命”之前的一个多世纪，英国皇室不断出售土地，使其自身越来越“穷”，随后被迫受制于议会的财务控制。法国的传统则不同，国王登基时，必须宣誓无论如何不会出售皇家土地，于是，土地财产收入和税收加在一起，使法国王室从14世纪到17世纪一直是欧洲最富有的王室。也正因为王朝太富，不需要通过议会这样的民意机构为其征税创收，跟同期其他西欧国家比，法国的议会制度在14世纪到16世纪发展甚为缓慢，以至于到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前，其王权专制程度尤胜西欧其他国家。直到今天，法国文化对政府集权的认同、向往程度仍然高于英国、荷兰甚至德国。
财富在政府与民间的配置结构，决定了是民主法治还是专制集权
从美国、西欧与其他政府富有的国家的不同经历中可以看到，民主与法治跟财富在国家与民间的配置结构有着很微妙的相互关系。民主与法治对金融市场有明显的依赖。
第一，国库钱越多、王室银库越满，国王、皇帝肯定能专制，而且也会更专制，因为他们不需要靠老百姓的钱养活，不需要向金融市场借钱；相反，越是王室或政府负债累累的国家，其国王、政府就必然越要依赖老百姓缴税，有求于百姓，财务约束最终才能制约王权、促进民主与规则的发展。所以，政府不能有太多经营性的企业，而要靠每年的税收才能有钱花。那么，是不是征税越多越好呢？当然不是，税要少到刚好能支持国家的经常性开支，包括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的基本安全、保护私人财产、维护契约权益、维持市场秩序的开支。那么，如果出现天灾人祸、战争、经济危机等，政府面临非经常性的巨额公共项目开支怎么办？这就需要金融市场的支持。政府通过发行国债、特别公债，把这些非经常性开支平摊到未来许多年，由未来每年的税收来补充。
也就是说，国富民穷必然迫使老百姓为了生存而求着政府，当饭碗都控制在政府手里，民权与法治只好让位给权力。在这样的国度里，政府不需要发国债，金融市场当然也没必要发展。相反的，如果是国穷民富，政府有求于民间，政府权力只好让位于民间权利。在这样的国度里政府不富有，所以，税收不够用时，就必然要求助于金融借贷市场，包括债券市场。也正因如此，金融债券市场成为民主法治的孪生兄弟，同在近代兴起，彼此相依。
第二，就如当年美国三只国债所表现的，国债的存在与交易给市场提供了评估政府政策与制度优劣的具体工具，通过国债价格的涨跌，立即反映出市场对国家未来的定价、对具体政策与制度的评估。只要国家的负债足够高、只要继续发债的需要还在，国债价格的下跌必然逼着政府对其政策或法律制度做出修正。公民投票是民主制度的重要形式，但投票无法天天进行，而证券市场对国家的监督、评估、定价却是每时每刻的。所以，公债市场对政府权力的制衡既连续又具体。美国和英国的兴起过程如此，其他西欧国家的经历要么也如此，要么就被金融市场所教训。
关于民主与法治的财产和金融基础，是“五四”以来的中文文献中所缺少的。从人文社会、政治理念的角度谈自由、民主与法治当然重要，是基本启蒙，是社会觉醒的必要。但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一些国家的政府又在将企业国有化，强化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在这种时候，我们尤其有必要重新认识民主与法治的财产和金融基础。
民富是民主与法治的基本条件。有利于催生民主法治发展的格局包括许多方面，一是“政府穷民间富”，另一个是国债金融市场。负债累累的政府是一个权力难以扩张的政府。负债、债券市场、征税、纳税人，这些都是民主法治的砖瓦。

“雷一鸣先生和罗玲小姐的幸福列车马上就要开启，请各位来宾手持‘火车票’准备登车……”昨日中午，厂北路口某酒楼，一场特殊的仪式开始了。奇怪的是，前来的嘉宾人人手里拿着一张火车票！是什么样的仪式需要持火车票出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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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票当婚礼请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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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礼请帖

真牛 请柬设计得像火车票

人要想吃出健康与长寿，要遵循八项营养原则。世界卫生组织发现，健康和寿命的决定因素不是医疗条件，而是生活方式。国家有关部门对10个城市的调查发现：家庭收入越高，儿童营养越缺乏。中国肥胖率最高的人群是北京男公务员(60%)，寿命最短的是知识分子(平均58岁)!
摆脱贫穷以后，健康的主要敌人是“富贵病”，即肥胖、“三高”和“三病”(心脏病、糖尿病和癌症)。富贵病主要是生活方式病：热量过剩，营养不足。健康长寿的关键在于调整生活方式，实现最佳营养。而长寿的膳食原理是：摄入足够的营养素和抗氧化剂(维持新陈代谢和抗击自由基)，避免不必要的热量吸收和燃烧(减少“糖化”和氧化)。
人要想吃出健康与长寿，要遵循以下八项营养原则：
第一喝什么：多喝水、喝汤，少喝烈酒、浓咖啡和含糖包装饮料。
第二吃多少：不要节食，早餐必吃，每次吃七成饱。
第三怎么吃：能生吃，不熟吃;能蒸煮，不煎炒;能煎炒，不炸烤。
第四多吃什么：经常吃鱼类、海鲜、海藻、肉类、蛋类、天然油脂、坚果、种子、豆类、蔬菜、水果和菌类等露卡素绿灯食品，尤其是深海鱼。
第五少吃什么：严格控制精制糖和淀粉。
第六不吃什么：避免坏脂肪，包括氢化油、高温油等，限制色拉油、调和油。
第七避免什么：尽量避免有害物质，包括抽烟、污染、腌制食品、激素、药品和食品添加剂等。
第八补什么：补充多种营养素和抗氧化剂，包括维生素、硒、锌等以及天然化学植物如大豆、大蒜、西兰花、西红柿、生菜、菠菜、南瓜子等。
坚持这八项原则，配合适度的有氧运动(例如每天快走45分钟以上)，寿命不仅可以延长，而且人也会年轻。

辞职了！！！但是没有一种浴火重生的解脱感，随之而来的反而是一种烦躁。不知道其他“跳槽”的人是不是在辞去前一份工作、等待第二份工作的时候也像我这个时候一样呢？
我觉得心情不好的时候，总喜欢写点什么，而大多数都是写完了就删掉，很少有保留下来的。现在想想，如果我都保留下来，真的可以出一份文集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减压方法。与其出去疯狂放松心情，还不如动动手，活动活动指尖，看着自己的心情在指尖慢慢地流出一行行蝇头小字，等这些小字慢慢地流尽，心情自然也就好起来了。姑且叫做：书写心情罢。
窗外，天空阴沉，已经好几天了，偶尔还飘点小雨。我辞掉的工作，是非常好的一份工作了。高薪，轻松，同事关系简单。如果没有这次金融危机的影响，我也许会一直干下去。但现在，为了避免风险，我只有选择辞职。因为，我和妻子在同一个公司，公司近一年来表现很糟糕，一直是巨亏。如果有一天公司真的倒了，我们一下子就都没有收入了，怎么办？拿什么钱来生活？拿什么钱来还贷款？所以现在我就不得不到另一个公司去，来规避这种风险。我想任何人处在我这个情况下的时候都会这么选择的。只是，选择了错误的时间。年底了，辛苦一年，年终该有收成了，结果我辞职了。我找好的这下一份工作收入比现在的少了不少，不过我觉得没什么，我觉得以我的能力，应该很快就能涨上去的，最郁闷的是我找好工作的时候，接到经理的电话，让我当项目组长。在这样的跨国公司，能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面当上项目组长，应该说是非常迅速的了，唉，我只能选择放弃。再加上提出辞职后，平时聊得很投机的老员工都跑来说怎么不再过２个月提出辞职啊？年底奖金多可惜啊～～，听他们这么一说，自己的心情也就更沮丧了。想想当初为什么那么急切的找工作？全是因为自己不自信，没想到工作这么好找，唉，算了，有句老话说得好：碾子推到半山了，只有继续推了。没有退路，硬着头皮走下去吧～～
其实我是一个很具有阿Ｑ精神的人，不管多困难的时刻，我都会找到理由安慰自己。我告诉自己，我要转到的这个行业在３０到４０年内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而半导体行业总是几年就会来个波动的。从稳定性角度讲，我的选择没有错。不要在意那几万块钱，明年年终的时候，我相信我会拿到更多！
做人，就要有股子霸气。我的性格中，就是霸气的成分太少了，想想毛泽东同志在少年的时候就能说出：“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那个虫儿敢作声”的诗句，倘若没有点霸气，是无论如何都做不来的。我的性格中优柔寡断的成分太多，遇到事情瞻前顾后，考虑得太多，想顾及的太多，结果就是什么都顾及不上。
回头看看，我到现在为止，错过了３个好机会，而这三个机会的错失，都是因为我鼠目寸光，顾及太多，没有从一个更高的高度去长远的看待问题。第一个机会是４年前本科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找工作，签了一家不错的单位。如果不上研究生，现在的生活，应该比较安逸了，因为这个工作的工资，比现在的研究生都高。我选择上了研究生，还花费了２Ｗ多的学费生活费，还是借钱上的，唉。当时就是考虑自己的学历怎么也不能比未来的妻子低，所以才硬着头皮上的。第二个机会是研究生毕业找工作的时候，当时工作确实不好找，由于一心考虑留在西安，所以也没有多少选择。这个机会就是进入一个研究所，稳定，工资也还不错。结果是人家的主管出差了，要到１２月底才招聘，我就是害怕把我给晃了，所以在我现在的公司打电话的时候，我就答应了。错失了第二个机会。这第三个机会，是我觉得最后悔的一个了。当时已经签了，妈打电话说我姨夫的部队要招研究生学历的，问我去不去，我当时想都没想就回绝了，这可能是我今生最为后悔的一个决定了。从军其实是我的理想，从小在军营长大，在很小的时候，我就喜欢画些枪啊、炮啊的，对军事特别感兴趣，理想就是参军，做一名军官，虽然收入少点，但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人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是多么遗憾的一件事啊。这三条路，无论选择哪一条，都比现在要好得多。在我心里，排第一的就是参军那个机会，排第二的是本科毕业时找的工作，第三就是去研究所的那个了。不过，人永远都不会满足的。也许我选择了其中一条路的时候，却看别的路好呢。前几天收到一个彩信，说：人生就像是个跷跷板，人的一生，就像在跷跷板上行走，当你向高的那头走的时候，每走一步，坡度就平缓一些，等到了平衡点的时候，你觉得你已经离自己心中的高点越走越近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在走下坡路了，等到了那一头，回过头看看，就会发现，其实自己的起点反而是高点。来来回回很多次，就会发现自己永远到不了最高点，而是最高只能在平衡点。要想站在高点，就要在另一头放些重量。这些重量也许是亲人，朋友，你会发现你离他们很远。这些重量也许是你干掉的敌人，你会发现你很残忍。而这，就是人生。我总结不出这么深刻的人生哲理，但是我学会了全盘考虑问题。我想我失去这三个机会，我以后一定不会错过任何一个机会的。
有道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简称美联储（Federal Reserve System简称Fed）相当于美国的中央银行，职能是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提供金融服务，维护金融体系，“联邦”多好听的名词，但是他却是一个私人银行家和大企业集团的组织，也就是说是纯粹的私人组织，不受政府控制。美联储所有的高层都是这些集团的首脑，然后美国政府从这些首脑中“任命”主席。
2， 我们所说的美圆，每一张都是出自美联储之手，而不是美国政府，美国政府没有发行货币的权利，只有发行国债的权利。
3， 美圆的流通是由于美国政府向美联储“贷款”所有的美圆让他作为货币在美国和世界范围内流通，而以美国国债作为抵押。
4， 美国人民每年交纳的数量最多的税是个人所得税，而这些钱没有进政府的腰包作为财政预算，而是直接进入美联储的帐户，作为美国政府“贷款”美圆使用的利息。
一，美国的本质
“只要我能控制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我不在乎谁制定法律。”
----梅耶，罗切斯尔得（银行家）
1864年4月14日晚上，一个演员径直走进林肯同志的包厢“他平静地把枪瞄准了林肯的左耳和背脊之间……共开枪8次。”然后在众目睽睽下扬长而去，15日，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终于挂了。
林肯同志的光辉事迹早已不用多说，他废除奴隶制度（虽然他自己家也蓄奴）等等，但是恐怕不为人所知的是他所提倡发行的“绿币”大概是打破美国银行家发行货币的第一次尝试，为了防止内战让美国人民再次被加上一屁股的债，林肯同志以国家信用为基本发行了“绿币”，企图银行家对美国的经济控制，于是他挂了，而绿币随即被废除。
1963年11月22日，约翰*肯尼迪总统在自己的车上连中3枪，当场毙命，凶手李*哈维*奥斯瓦尔德，一个在海军陆战队射击成绩评价仅仅为及格的退役士兵，用一支意大利产卡尔卡诺M91/38手动步枪在5点6秒的时间内连续打出3发子弹，从完全不可能的角度做掉了肯尼迪。接着，他在48小时后被另一个人做了，然后在随后3年之内，18名证人先后以不同的方式挂掉，而相关证据和文件不是被封存就是被“意外销毁”……
对于约翰*肯尼迪同志的贡献，大多数人恐怕并不了解其签署的总统令11110号，发行白银券，以美国的白银储备为基础以白银券来结束银行家们操纵的美圆体系，当然，他显然没有意识到谁才是老大，于是也挂了。而总统令11110号和白银券之后也被废除。
翻开美国历史，在美国历史上先后有7位总统在任上挂了，还没计算死掉的参议员，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于是翻开美国金融史我们就不难发现，这些挂掉的总统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准备在货币上下点文章。当然，也包括一些没有挂掉的。
1835年1月30日，美国第7任总统安德鲁，杰克迅在国会山参加一位议员的葬礼，一个英国的油漆匠昂首阔步走到总统面前两米的地方，从容的拿出手枪开火，但是不幸的是子弹炸膛，没能射出，于是他从口袋里拿出第2把手枪，再次开枪，结果却是哑弹，依然没能射出，周围的人“惊呆了”都在等凶手拿出第3把枪，但是军人出身的安得鲁总统急忙拿起手杖自卫，和凶手打在一起，这时周围的人才上去“制服”凶手，接下来的审判中，该凶手被判明有“精神病”于是逃脱了法律的严惩，至此以后每当刺杀总统失败，刺客就变成了“精神病”而没有得到任何审判（比如里根被刺），天知道美国怎么那么多疯子，天知道怎么只有美国的疯子可以完成无数恐怖组织费劲心机都无法完成的任务----刺杀美国总统，只是人们知道一点，安德鲁，杰克迅总统企图建立独立的美国财政体系，彻底摆脱银行家的经济控制，他死后墓志铭上只有一句话，“我杀死了银行”
“如果美国人民最终让私有银行控制了国家的货币发行，那么这些银行先是通过通货膨胀，然后是通货紧缩，来剥夺人民的财产，直到有一天早晨当他们的孩子一觉醒来时，他们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家园和父辈曾经开拓过的土地。”
----托马斯，杰斐逊（《独立宣言》作者）
于是，美国总统英勇的和金融银行巨鄂进行了200年的殊死搏斗，伤亡率超过了诺曼抵一线的美国士兵，但是始终无法把货币发行权夺回来，所谓的自由和民主，没有了货币的支持也就成了一纸空文，今天，美国人民欠下的国债中在外国购买的国债不足2点5万亿美圆（主要是中国和日本购买的），不要为这个数字惊讶，因为他并不大，美国人民欠美联储的债务为44万亿美圆，而这笔债务只会越积越多，永远没有还清的那天。
当然在美国你可尝不到欠债当大爷的滋味，在那里，欠债的话就老老实实的当孙子好了，由于经济完全被这些银行家的资本控制，所以他们让谁上台就让谁上台，想让谁担任什么职务就可以让谁担任什么职务，美国的政治，外交，军事，经济完全被控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影子政府”，但是他毕竟不是一个政府，他是一个庞大的赢利性组织，所有的目的都是获得更多的利润。
再让我们翻开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政府高层的人员名单，看看他们的履历：
我们首先介绍的是有“美国中情局之父”之称的艾伦*杜勒斯，于1953年担任中情局局长，任职11年，彻底让中央情报局成为世界最大的恐怖组织，不，是情报组织，其丰功伟业让人赞叹，让我们看看他的履历：
1916-1926，担任外交工作。
1926-1943，进入美国垄断水果公司----联合水果公司
1943-1953，担任瑞士情报站负责人。
1953年担任中情报局局长。
此人最大的功劳莫过于在上任1年后也就是1954年，危地马拉政府总统阿本斯和联合水果公司在土地和财产上产生纠纷，于是1954年中情局策划了危地马拉政变，这位民选总统被中情局推翻了，当然这位总统既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打算投靠苏联或者对美国不利，这场政变也对打击苏联和维护美国国家利益无关，只是为了联合水果公司的利益。
然后是著名的布什父子，这父子天生跟伊拉克过不去，老子打完了儿子继续打。
先说说老布什，我们省略掉那些过场直接看精彩的地方：
二战结束后退伍，进入耶鲁大学攻读经济学，1948年获经济学学士学位。毕业后到得克萨斯州经营石油业。
1951年与人创办布什－奥弗比石油开发公司。
1953年至1959年是扎帕塔石油公司的创办人和董事。1956年至1964年是休斯敦扎帕塔近海石油公司总经理。
……
1976年至1977年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后任赖斯大学副教授，并在得克萨斯州经商。还是达拉斯、伦敦、休斯敦等地第一国际银行和一些公司的董事，也是哈特基金会会长。
接着是小布什：
1975年获得了MBA学位，（使他成为第一个有MBA学位的总统），毕业后布什开始从事德州的石油产业。
1978年竞选议员失败后继续经营石油产业，成为了好几间企业的合伙人或总裁，包括了他自行创立的布什能源公司。
发现了什么没有？在美国无论是是当中央情报局局长还是总统，他们的履历上必然有在经济界浓厚的一笔，当然，他们的政策也大多跟经济上的履历挂钩，只不过他们最共同的地方就是他们都不过是美国巨大经济集团手中的棋子，为了经济集团的利益不惜不断的颠覆别人的国家，甚至发动战争武装侵略。当然冲锋在第一线，并且最后吃下这个恶果来承受受害国仇恨的则是那些美国平民----谁叫你欠人家那么多钱呢，充当炮灰也是应该的。为什么美国人在国际上那么遭人恨，谁导致的？他们又是在为谁挡子弹？
在中国，我们最讨厌的就是官商勾结，而在美国，人们不必担心这点，因为官就是商，商就是官，只是一个头衔不同而已。这些大财团的总裁合伙人摇身一变就可以掌管CIA甚至整个国家，当然他们在自己公司的股份从来没有动过，是为了那年仅30万美圆的总统年薪为美国人民效力还是为了从经济集团那里获得取之不尽的金钱为他们效力？
曾经有过一篇《死于贫困的美国总统》但是可惜，自从第十八任总统尤利西斯.格兰特之后，后来的美国总统却再也没有贫困的威胁，那么是谁把他们从贫困中拯救出来的呢？
美国的经济集团控制了整个国家，正如马克思所预言的，经济集团的唯一目的就是聚敛财富，而资本主义的手段就是掠夺，掠夺，不断的掠夺。于是，美国这个庞然大物就成了他们掠夺世界的巨大战车，既可以为他们挡风遮雨挡子弹，又可以打着国家的旗号做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和赤裸裸的武装侵略，而美国的政府不过是他们的傀儡，人民不过是邪教信徒般可以肆意驱使和牺牲的廉价低值易耗品。只要有利益，他们可以毫不犹豫的牺牲美国和美国人民哪怕世界人民的利益，即使是同胞也不例外。
“金钱没有祖国，金融家不知何为爱国和高尚，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获利”
----波拿马，拿破仑
阿道夫，希特勒并不是个反犹主义者，起码在他的前半生是这样的，他是中立主义者，但是当他走上德国政治舞台后，发现在德国经济萧条的时候，每 7个德国人中有6个失业，生活在贫困和饥饿中，而犹太人的银行家和金融家却依然在大发横财，并且控制了整个德国的经济，包括货币发行，他们可以收买议员，让他们为自己的集团继续敛财，于是他发誓要把这些犹太人的“既得利益集团”铲除，当然后来这种心理的扩大导致他成为一个种族清洗主义者，但是他夺回了德国的经济权利和国家权利，并且在华尔街的支持下仅6年就完成了战争准备，而支持他的是国际清算银行，美国银行家和大企业共同组建的庞大银行组织，甚至在二战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大量来自美国的货款依然通过瑞士的国际清算银行进入德国的帐户，帮助他们继续把战争维持下去（因为美国还没准备好，而德国不能在美国准备好前就被打败）
“纳粹政府有8500万瑞士金法郎存在国际清算银行，该银行大部分董事都是纳粹官员，而美国人的金钱却一直流向那里。”
----众议员约瀚，靠斐（1944年1月）
二，美国对世界的经济掠夺
很多美国人很奇怪，是啊，他们本身心地善良，喜欢帮助别人，同时还“热心援助”其他国家，为什么他们还被全世界人民所憎恨？但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正是他们充当了金融集团的打手的角色才被世界所厌恶。
同建立巨大的殖民地国家不同，美国的幕后是银行金融经济王朝统治，所以他们的手段也有别于一般的老牌殖民帝国，尤其是在21世纪的今天，他们敛财的手段可谓与时具进，日新月异。尤其是面对寻求发展的第三世界国家，美国人张开了他们的血盆大口。当然不会再是单一的战舰大炮，他们有个好听的名字“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接下来就像星球大战3部曲一样完美无缺：
1，派遣“经济刺客”，这些经济刺客无论是哪个街头招募来的，履历上一律都是美国名牌大学经济学的教授专家，这些人打着帮助经济规划的旗号，让这些国家的政府听信他们的花言巧语，相信自己国家需要建设大量的项目，接着他再游说该国主要决策者从美联储，世界银行等他们控制的组织里大量贷款，去建造那些可能用的上或者根本用不上的大型建筑，并且许诺可以给这些决策者巨额的贿赂和回扣。（最有意思的例子，当他们计划给印尼政府贷款修建大型水电站的时候，所有的工程师都置疑印尼在未来100年里是否需要用到这么大功率的水电站，也反对其对环境的破坏，于是为了说服印尼政府他们找来“经济学家”预测印尼未来经济发展的速度，其中预测只有8%的被抄了，预测每年达到19%的提升了，于是他们得到“结论”----由于印尼发展速度过快，电力需求也会越来越高所以这样的大水电站是必要的）
2， 对方一旦同意贷款，则要求他们用贷款的钱聘请“美国公司”（实际是他们旗下的相关公司）来承接这些工程。“实际上只是把自己的钱从左口袋里拿出，经别人的手放回右口袋。”
3， 工程完工，皆大欢喜，当然，那个国家需要把几十年国民收入统统用来换债务，包括巨额的利息，如果你还不起，那对不起了，你作为抵押的大型国企，银行，甚至土地都会被他们一点不剩的拿走。
完美的空手套白狼，当然，他们最害怕的就是那些“无赖国家”“流氓国家”比如这些国家死心塌地就是不贷款，或者拒绝偿还高额利息，然后就该“美国人民民主专政”了，否则养活那么多美国人做什么用啊？
1， 以CIA为主体，散步谣言，支持反对派，发动颜色革命，强行将“无赖”“流氓”的领导人赶下台，接着再由CIA秘密支持的这些洋奴来找他们贷款，出卖国家利益。
2， 当行动1失败后， 派杀手直接干掉该国领导人，敲山震虎，给他的继任者提个醒。
3， 当行动2失败后，那么所有的媒体突然发现该国领导人犯有“种族屠杀”“压迫民主”等等一系列反人类罪行，然后“正义”的美国大兵会把这个国家先炸平，然后上去活捉该国总统，抓回去关起来或干掉，扶植一个言听计从的傀儡政府。
于是第三世界国家从西方殖民者手中刚刚独立，就接着被“经济殖民”背上了需要偿还几十年甚至百年的巨额债务，为此，他们必须拿出本应用于国内发展，教育，医疗，经济，军事的钱来偿还这些债务，当他们偿还不上的时候，只有拿自己抵押的东西来送给这些美国银行家，包括当地银行，企业，土地等。为什么战火后一片瓦砾的中国在封锁中能够迅速崛起，而同样没有经受战火的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无论怎么发展却始终无法摆脱贫困，你可以看看他们全国上下努力创造的财富都到了谁的腰包里，他们的经济被谁操纵着，他们可以看见无数大型的工程在建造，但是富了的永远是那少数人，大多数人依然贫困……
2003年，泰国总理他信庄严的站在泰国国旗下，此时，他们已经提前还完了欠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120亿美圆，同时为了偿还这些钱主动让泰株贬值造成的损失还无法估量。他宣誓绝对不会再向这些国际银行家们要一分“援助”，甚至鼓励泰国企业拒绝偿还他们欠这些银行家的债务，2006年，泰国政变，他信被推翻……
当然这只是手段之一，还有就是众所周知的经济泡沫，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日本，日本的金融市场被大量外资推到顶点，外汇储备庞大，然后先操纵日圆升值，导致其外汇缩水，接着发现依然无法撼动日本金融市场的时候，他们要求日本政府在金融市场上开通“任沽 ”，“做空”“股指期货”等业务（之前日本根本没此项业务），接着将自己的证券在最高位抛出，全部做空（就是预计指数会大跌，跌的话就大赚）直接把日本金融市场砸到最底端，让日本经济崩溃后大量从最底端收购股票包括日本支柱产业，从而可以永久的在日本玩这种“剪羊毛”的游戏，当然，他们在韩国遭受了失败，尽管我不喜欢韩国人，但是当韩国的经济和大企业即将被他们全面收购，而韩国的货币被同时贬得一文不值的时候，每一个韩国人从自己的家里拿出所有的金银首饰，全部上缴政府，用黄金偿还债务……
当然，以上这种方法，最关键的前提就是你要掠夺的对象的制度符合你的要求，假如你的金融制度还不符合，那么他们的说客又会来推销“美国完美的经济制度”，当然，或许人们忘记了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时候，他们实行的也是这种制度，只不过那次受害的是美国人，发财的依然是银行家们，甚至罗斯福新政，以“蓝鹰”计划，打着重恢复金融信心的口号帮助这些大银行家彻底垄断了美国的银行金融领域，将所有的中小型银行一网打尽。
美国人喜欢独裁者，假如这个独裁者是可以控制住无限的找他们贷款然后拿国民利益去偿还的话，无论他是喜欢种族灭绝还是吃人肉，他都会被美国的媒体称为“民主国家的典范”。
当然美国人更喜欢民主制度，因为国家权利的分散，僵化的法律体系，为了上台不择手段甚至私下里可以向任何人摇尾乞怜的政党，以及为了保护本党派的利益不惜牺牲国家利益的特性，都方便美国庞大的金融帝国进行实际上的控制。
美国人反对独裁，因为不管独裁者如何，作为国家的统治者，他有可能为了本国国家利益，拒绝美国的“援助”和好意（独裁和爱国是两个概念），于是这位独裁者铁定要死在美国人的手里，无论是刺客还是美国大兵的坦克。
美国人也反对民主，因为有的民主选举出来的政府，可以排除一切党派的概念，全心为国家利益而努力，于是也就注定了这样的“民主”是不可能长久的，不是被“更民主”的人推翻就是没山姆大叔的陆战队做掉。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精神分裂的结果呢？看看美国媒体背后用金钱支持的他们的集团就明白了，即使他们向戈陪尔发誓“我们的新闻是自由的。”
“在美国，究竟还有没有人是清白无辜的？我们国家绝大多数的人，都是靠剥削发展中国家来维持我们美好的生活----当然，获得最多好处的是处于社会经济体制金字塔最顶端的人……这些国家不得不让美国公司肆意开采他们的自然资源，也不得不忍痛把国内的教育，医疗和其他社会建设计划放在一边，而是首先偿还我们的债务，但是实际上，我们已经从建设工程中回笼了大部分资金，尽管计算贷款的公式上并没有算上这些钱，难道‘大部分美国人不知道’的借口就意味着我们是无罪的吗？也许有人会说‘不知情’，也许因为有人故意误导，总之有很多借口，但是你能说你是无辜的吗？”
-----约翰，帕金斯（做出印尼发展速度将达到19%的‘经济学家’）
三，金融帝国的目的和最大威胁
建立一个世界政府，世界新秩序，这恐怕是国际金融集团，银行集团的最终目的，当然你不要指望这是一个可以团结世界人民的政府，他依然是一个方便银行家可以随意掠夺任何国家任何地区财富进自己口袋的，他不是政治性的，只是经济性的，因为金融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敛财。而在他们的体系里，实际上只有两种人，一是他们这些极少数精英的有钱人作为世界的主人，而广大的普通人只能为他们做奴隶，不断的为他们提供财富，他们要打破一切人类固有的道德，信仰，以金钱来作为世界唯一的标准，当然，他们用自己的“基地”美国给人们展示了好的一面，让人们产生对那个体系的向往，但是正如美国的约翰，帕金斯在《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中》所说的：
“我怀疑，地球上有限的资源能否让世界人民都过上美国人那样富裕的生活，实际上，在美国境内也有千千万万的居民生活在贫困中。另外，我不十分清楚其他国家的人是否真心想要过上和我们一样的生活。美国国内关于暴力，经济衰退，滥用毒品，离婚和犯罪的数据也说明了：尽管我们是历史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但是我们也许是最不快乐的国家之一。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强迫别人模仿自己？”
但是他们有一个纯天然的敌人，当卡尔，马克思揭露出这些“资本主义本性”的时候，他已经在历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没有什么比银行家们和金融家们更加害怕这种理论，国家控制经济，国家控制金融，防止银行业和金融业左右国家，世界金融帝国的梦想在瞬间崩塌。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当共产主义理论出现的时候，世界对他的恐慌远大于君主立宪制的复辟。所有企图尝试这种制度的国家都遭到了一切手段的打击，或许在今天这些理论已经被大部分普通人所淡忘，即使是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我们，但是在大洋彼岸，有那么一群人却没有忘记，而且决心付出行动。
当索罗斯代表金融集团制造亚洲经济危机的时候，我们记住了他，但是或许大家并不知道，他直接参与了解体苏联的行动，因为他早期的头衔是“慈善家”，专门在东欧和前苏联发表关于“极端个人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的演说，得到了美国国会和当地傻X们的赞赏。
“在合法性和人道主义者的面纱背后，人们总可以看到一帮‘亿万富翁’的‘慈善家’，以及他们所资助的各种组织，比如，开放社会协会，福特基金会，美国和平协会，国家民主捐助基金，人权观察，大赦国际，世界危机组织等……在这些组织的配合下，不仅可以塑造而且可以制造新闻，公共议程和公众观点，以控制世界和资源，推动美国制造的完美世界统一的理想。”
----吉列斯，埃马瑞（美国评论家）
也赶上北极熊的运气不好，遇上一个大脑刚被门夹过的领导人，在野心家叶利钦的辅助下，把这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给拆了。于是银行家们欢呼雀跃的同时，还没忘记去侵吞前苏联庞大的资产，于是一群“经济专家”蜂拥前往俄罗斯，瞬间让前苏联遗留的庞大资产转移到那些国际银行家买办的手里……
当今天前苏联已经解体17年了，网上甚至有人在鼓吹前苏联自杀后“自由”“民主”了，无限向往，但是可惜，有些数据有人是不敢说的，在那些虚头八脑的看不见，摸不着的“民主自由”后面，俄罗斯人的收入少了，寿命减短了，而前苏联时期最被人痛恨的腐败不但没有丝毫减轻，反而成几何级数增长，俄罗斯在2007年全世界清廉国家排名为127位，而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清廉排名已经从78位上升到70位，而俄罗斯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富人每年都更加富有，而穷人更穷。不过不得不说，世界经济集团在前苏联利用对手的低能和白痴打了一个大胜仗，于是他们把目光再次转向中国，中国才是对他们威胁最大的国家……
四，最后的阵地—中国
世界经济集团对中国的掠夺，从清朝时就开始了，网上有人不断的歌功颂德的美国人退还庚子赔款的“伟大举动”，只可惜大多数中国人对这种先抢劫你，再用抢劫你的一部分钱给你弄个什么东西的举动不感冒，况且这一举动的原因来自八国联军司令瓦德西给各国首脑写的信，信中明确指出，义和团运动已经证明了中国是一个不会屈服于外来势力的民族，反抗不会停止，无论哪个国家都没有足够的兵力和精力来控制这个国家，因此他建议采取以中国人代理来统治和掠夺中国的手段，于是美国人投资建造了清华大学，美其名曰----支持中国的教育事业（全国N多文盲的时候不去弄小学或者扫盲而办大学？）规定该大学每年必须向美国派遣多少多少留学生，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在1906年给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声称：“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取回最大的收获。”“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当然，这种一相情愿的做法显然是由于不了解中国所致，他们小看了中国人骨子里的东西，往后的日子里，这些留学美国的人虽然学说英语，学美国的东西，即使在异国他乡却始终没忘记自己是中国人，要为中国而努力……
在中国军阀混战的时候，西方经济集团以军火为贷款，让各派军阀必须以国家利益为抵押换取军火，当北伐战争开始后，他们又毫不犹豫的命令各国军队直接干涉北伐，制造了南京惨案，直到蒋介石背叛革命，向外国承诺，我的政府可以继承北洋军阀以来所有的外债，这才让西方国家开始放弃他们支持的军阀全力支持蒋介石，而这笔外债有多少呢？折合国币达744447593.98元，从1927年至1933年，对有确实担保的外债，清偿本息达二亿四千九百余万银元，截止至1934年6月，已承认并归入整理的达十亿五千六百万银元。遇上这样一个冤大头，西方的银行家们终于眉开眼笑了，当然，债务是永远还不完的，老蒋的四大家族一面借债务，一面用国家利益来还，直到1949年借债额共达3068000000元，这些债务加上偿还的利息，相信中国人民别想翻身了……
当司徒雷登看到人民解放军的军队从楼下通过的时候，他没有走，留了下来，后来被写进了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一些脑残的家伙以为据，说毛主席当年凭借一时的意气断送了中美建交的契机，但是当年司徒雷登留下的原因则是，“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其实很简单，假如共产党取代了国民政府，那么债务也应该继承，这是西方经济集团的算盘，总之，他们不能有坏帐。但是毛主席不是老蒋，不会为了让华尔街的金融家们高兴就让人民共和国刚诞生就平白无故背上十辈子都还不完的外债，所以司徒雷登必须滚蛋，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废除不平等条约，中国的经济终于可以重新开始，而不是从一个无底洞中绝望的缓慢往上爬，当然，美国最心疼的不是蒋介石政府的溃败，而是那些天价的贷款永远无法要回，因为逃到台湾的蒋介石凭借一个小岛永远无法偿还那些债务……
于是新中国就在一片敌视的封锁中傲然挺立着，用自己的手去建造自己的国家，无论路途多么困难。
毛主席有句话，“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是真理，当然面对一个如此强大的中国，他们不敢把军队派过来送死，在核武器存在的今天，贸然的战争是毁灭性的，他们在寻找一个战争以外的方法，改革开放给了他们这个机会，有机会让外资进入中国，也有机会合法的雇佣中国的“买办”来帮助他们进行活动，但是他们却很不高兴，为什么？因为在中国始终有一个中国共产党站在他们上面，注意着他们的一举一动，防止他们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掠夺，无论你如何钻法律的空子，无论你如何花言巧语，也无法随心所裕的行动，当然，他们可以用大把的钞票收买一些官员，但是无法收买整个党，更无法用钱来控制住整个国家，即使投入再多的钱，中国的支柱产业，钢铁，军工，资源等都被牢牢的控制在国家手里，他们更担心，一旦遇上类似日本那种掠夺，共产党是否会用他们手中的权利越过法律来强行制止对中国的掠夺，这确实让他们坐立不安。更为恼火的是中国的外援，中国对非洲兄弟国家的援助没有丝毫的贷款性质，是纯粹意义上的帮助，这不但让非洲国家的兄弟和中国走得更近，而且让他们找到了一种新的选择，不用靠找西方国家贷款，然后偿还一百几十年的外债，也可以开发国内资源，然后进行贸易促进经济增长。
天那，这是对非洲人民“民主”的践踏，是对他们“自由”的亵渎，于是西方新殖民者们怒不可愤，长此以往，他们找谁贷款去啊？于是他们突然发现了一个还在进行内战的国家苏丹，这个国家有石油资源，但是却缺乏开采的能力，于是中国人去援助建造了石油设施，帮助苏丹政府开采石油，然后和苏丹进行合法贸易，这是多么大逆不道的事情啊。要是让他们来，先说服政府贷款多少钱修建石油设施，然后以油田作为抵押，让苏丹这个穷国担负起上百年的巨大债务，他们只要坐在华尔街数钞票就可以了，当然即使你还不上也不要紧，油田跑不了，至于达尔富尔，达尔富尔在哪？但是中国彻底粉碎了他们的梦想，于是愤怒的他们哭天喊地的大叫“苏丹人道主义危机”，中国是“幕后帮凶”，当然潜台词是你们怎么能“抢我们未来百年的钱呢？”不过不要紧，反正媒体都掌握在他们手上，他们怎么说美国人就怎么信，连奴隶主都能成为“自由斗士”还有什么是不能继续编造和篡改的，所以说美国人喜欢当炮灰怨不得别人，谁让他们自己头脑简单呢。
于是他们会用上一切可能用到的手段来瓦解这个可以威胁他们敛财的国家，那些在前苏联用过的和没用过的手段，那些可能奏效和不太可能奏效的手段全部用上，他们可以在美国国内扶植那些大脑有病的疯子甚至西藏的奴隶主和新疆的恐怖分子，用所有的媒体不屑余利的打击中国，把中国描写成一个“邪恶帝国 ”，甚至不惜用冷战的手段来对全世界进行“社会主义威胁”的反复宣传，以达到丑化孤立中国的目的，当然，他们时刻也不会忘记对中国的“民主”教育，收买一些败类和天真者，让他们不屑余力的进行宣传，指望这种“愚公移山”的行动或许会在哪天能够取得成效，让他们可以像在前苏联那样解决社会主义问题的同时再大捞一把，只可惜他们忘记了，中国是喜马拉雅山，高度是每年在增加的……
中国其实已经在进行一场保卫中国的战争，只是大部分人都没有意识到而已，而我们的对手并不是那些“美国人”，而是他们背后的那个庞大的集团。

对金融危机最普遍的官方解释是次贷问题，然而次贷总共不过几千亿，而美国政府救市资金早已到了万亿以上，为什么危机还是看不到头？有文章指出危机的根源是金融机构采用“杠杆”交易；另一些专家指出金融危机的背后是62万亿的信用违约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 CDS）。那么，次贷，杠杆和CDS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它们之间通过什么样的相互作用产生了今天的金融危机？在众多的金融危机分析文章中，始终没有看到对这些问题的简单明了的解释。本文试图通过自己的理解为这些问题提供一个答案，为通俗易懂起见，我们使用了几个假想的例子。有不恰当之处欢迎批评讨论。
一。杠杆。目前，许多投资银行为了赚取暴利，采用20－30倍杠杆操作，假设一个银行A自身资产为30亿，30倍杠杆就是900亿。也就是说，这个银行A以 30亿资产为抵押去借900亿的资金用于投资，假如投资盈利5％，那么A就获得45亿的盈利，相对于A自身资产而言，这是150％的暴利。反过来，假如投资亏损5％，那么银行A赔光了自己的全部资产还欠15亿。
二。CDS合同。由于杠杆操作高风险，所以按照正常的规定，银行不运行进行这样的冒险操作。所以就有人想出一个办法，把杠杆投资拿去做“保险”。这种保险就叫CDS。比如，银行A为了逃避杠杆风险就找到了机构B。机构B可能是另一家银行，也可能是保险公司，诸如此类。A对B说，你帮我的贷款做违约保险怎么样，我每年付你保险费5千万，连续10年，总共5亿，假如我的投资没有违约，那么这笔保险费你就白拿了，假如违约，你要为我赔偿。A想，如果不违约，我可以赚45亿，这里面拿出5亿用来做保险，我还能净赚40亿。如果有违约，反正有保险来赔。所以对A而言这是一笔只赚不赔的生意。B是一个精明的人，没有立即答应A的邀请，而是回去做了一个统计分析，发现违约的情况不到1％。如果做一百家的生意，总计可以拿到500亿的保险金，如果其中一家违约，赔偿额最多不过50亿，即使两家违约，还能赚400亿。A,B双方都认为这笔买卖对自己有利，因此立即拍板成交，皆大欢喜。
三。CDS市场。B做了这笔保险生意之后，C在旁边眼红了。C就跑到B那边说，你把这100个CDS卖给我怎么样，每个合同给你2亿，总共200亿。B想，我的400亿要10年才能拿到，现在一转手就有200亿，而且没有风险，何乐而不为，因此B和C马上就成交了。这样一来，CDS就像股票一样流到了金融市场之上，可以交易和买卖。实际上C拿到这批CDS之后，并不想等上10年再收取200亿，而是把它挂牌出售，标价220亿；D看到这个产品，算了一下，400亿减去220亿，还有180亿可赚，这是“原始股”，不算贵，立即买了下来。一转手，C赚了20 亿。从此以后，这些CDS就在市场上反复的抄，现在CDS的市场总值已经抄到了62万亿美元。
四。次贷。上面 A,B,C,D,E,F....都在赚大钱，那么这些钱到底从那里冒出来的呢？从根本上说，这些钱来自A以及同A相仿的投资人的盈利。而他们的盈利大半来自美国的次级贷款。人们说次贷危机是由于把钱借给了穷人。笔者对这个说法不以为然。笔者以为，次贷主要是给了普通的美国房产投资人。这些人的经济实力本来只够买自己的一套住房，但是看到房价快速上涨，动起了房产投机的主意。他们把自己的房子抵押出去，贷款买投资房。这类贷款利息要在8％－9％以上，凭他们自己的收入很难对付，不过他们可以继续把房子抵押给银行，借钱付利息，空手套白狼。此时A很高兴，他的投资在为他赚钱；B也很高兴，市场违约率很低，保险生意可以继续做；后面的C,D,E,F等等都跟着赚钱。
五。次贷危机。房价涨到一定的程度就涨不上去了，后面没人接盘。此时房产投机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房子卖不出去，高额利息要不停的付，终于到了走头无路的一天，把房子甩给了银行。此时违约就发生了。此时A感到一丝遗憾，大钱赚不着了，不过也亏不到那里，反正有B做保险。B也不担心，反正保险已经卖给了C。那么现在这份CDS保险在那里呢，在G手里。G刚从F手里花了300亿买下了 100个CDS，还没来得及转手，突然接到消息，这批CDS被降级，其中有20个违约，大大超出原先估计的1％到2％的违约率。每个违约要支付50亿的保险金，总共支出达1000亿。加上300亿CDS收购费，G的亏损总计达1300亿。虽然G是全美排行前10名的大机构，也经不起如此巨大的亏损。因此G 濒临倒闭。
六。金融危机。如果G倒闭，那么A花费5亿美元买的保险就泡了汤，更糟糕的是，由于A采用了杠杆原理投资，根据前面的分析，A 赔光全部资产也不够还债。因此A立即面临破产的危险。除了A之外，还有A2，A3,...,A20，统统要准备倒闭。因此G,A,A2,...,A20一起来到美国财政部长面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游说，G万万不能倒闭，它一倒闭大家都完了。财政部长心一软，就把G给国有化了，此后A,...,A20的保险金总计1000亿美元全部由美国纳税人支付。
七。美元危机。上面讲到的100个CDS的市场价是300亿。而CDS市场总值是62万亿，假设其中有10％的违约，那么就有6万亿的违约CDS。这个数字是300亿的200倍。如果说美国政府收购价值300亿的CDS之后要赔出1000 亿。那么对于剩下的那些违约CDS，美国政府就要赔出20万亿。如果不赔，就要看着A20,A21,A22等等一个接一个倒闭。无论采取什么措施，美元大贬值已经不可避免。
以上计算所用的假设和数字同实际情况会有出入，但美国金融危机的严重性无法低估。

今天的新闻邮件里有一条：“首部《国家健康报告》出台”，说：追求“财富最大化”的“财富型”国家何以多次爆发金融危机？追求“力量最大化”的“力量型”国家为何在一夜之间崩溃？中国何以能够保持30年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世界奇迹？10月7日，中科院国家健康研究课题组推出历时6年的研究成果《国家健康报告》，用全新的评估体系——国家健康指数（NHI），对上述问题做出了别样的解读。
看完了报道，几乎笑倒：那就是中国国家级的科研水平？连中学政治经济学的知识都没有。
中国的GDP的所谓“世界奇迹”数字现象，简单得很：没用通货膨胀做统计调整调整。中学政治经济学就介绍了一个常识：货币贬值是通常现象和如何用它做统计调整。因货币贬值的事实，做国民经济统计就需要用通货膨胀做调整，那才能如实反映经济实际。中国也不例外，也是有货币贬值或通货膨胀。可是，您看看中国的国民经济统计，有几年或几个是用通货膨胀做调整的？几乎没有。那能反映实际吗？根本不能。--- 难道中国是神仙世界、从没发生通货膨胀？哈！
若是科学发展观，就要尊重事实，就要用通货膨胀做国民经济统计调整。如此一来，中国GDP-的实际年增长率能在6%-7%左右就很不错了。就是说，中国经济增长跟西方工业化初期状态差不多，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中科院“国家健康”报告所说的“世界奇迹”，不过是违反科学发展观的错误统计和巨大误差所造成的数字假象而已。那样的假象也叫“健康”，不笑倒么？
美国发生金融危机多次了。1929年的危机是个转折点，主要特征就是联邦储蓄为银行储户实行联邦保险，从而使市场经济自我淘汰的力量和自我调解的规则都得到强化。从此以后，每次金融危机几乎就是挤泡沫和淘汰泡沫公司，结果是使市场更加活跃和充满活力。这次金融危机也不例外，也是挤泡沫和淘汰泡沫公司、强化市场活力。正因为如此，尽管7000亿美元救援计划得以修正和通过，但市场反应还是大跌：不相信政府干预和国有化能解决问题，而相信市场力量和市场规则能解决问题。
列宁曾经预言资本主义即将垂死。可是，几乎百年了，资本主义不但没垂死、反而具备了更强的自我调节和择优淘劣的能力和活力。而列宁自己的苏联社会主义体制和斯大林维持的国有化计划经济体制却瓦解了、不再存在了。不管至今还迷信列宁苏联的人嘴巴多硬，历史事实却是不留情地让那种体制瓦解崩溃了。
就是说，中科院的《国家健康报告》所谓的“一夜之间崩溃”是张冠李戴：明明发生在列宁的苏联，却说是发生在实际活力更强的西方。那样张冠李戴的报告也叫“健康”，不是让人笑倒么？
2002年到2004年以前，中科院搞过同类研究报告，说是中国“已进入发达国家”；后来，又说是“中等发达国家”；再后来，又说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哈！如今呢，又诅咒说西方体制是“一夜之间崩溃”，中国体制是“健康”；横不是过些时候，他们又要重复前科，又说中国体制是“亚健康”、再说中国体制是“不够健康”了吧？哈哈哈！如此社会科学研究，不叫人笑倒？难怪海外学子们有个戏说：“中国社会科学院”不如改名叫“中国社会赞歌院”。
《国家健康报告》，其全球“国家责任指数”排行榜显示，在全球四十五个样本国家中，中国以零点七四名列第一，美国以零点三二居倒数第一位。此外，除北欧国家外，发达国家的国家责任排名普遍靠后。
在国家责任的评估结果里，中国、墨西哥、巴西、泰国、菲律宾居前五名。这都是些什么国家呢？或者盛产毒贩，或者流行卖淫，或者大搞贪污，干脆再加个北朝鲜算了，末代专制。这样就齐全了，人类可以创造或者想像的丑恶都凑一起了。
如果这就是我们的世界第一的国家责任，那么，过去大头现在结石的婴儿怎么算？吉首血本无归的平民怎么算？瓮安冤死的少女怎么算？头号替罪羊周正龙怎么算？所有被压抑，被侮辱，被损害的中国人怎么算？
中国人也别对着诺贝尔奖流口水了，直接派中科院出去，诺贝尔搞笑奖也是一年一度，稳收囊中。

在发表于一九八一年七月的一篇文章中，阿根廷作家胡利奥·科塔萨尔提到了一个幻想故事。一群阿根廷人决定在一片适宜的平原上建造一座城市，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知道盖房子的地方是一块墓地，它一点昔日的痕迹也没留下来。只有头头们知道这一点，但他们保持着沉默，因为这是他们整体计划的一部分。
新城市建成了，明亮的灯光与繁荣景象让人骄傲。但也在同时，一种奇怪的骚扰出现了，人们产生了怀疑和担心，总觉得某种奇特的力量在干扰、控告他们，竭力赶走他们。
最敏感的人终于明白，他们是住在墓地上，死者以他们的方式回来了，走进人们的家中、梦中和幸福中。
“这似乎是我们时代的某种理想得到了实现，我是说，这是一种技术上的胜利，是被电视机、冰箱、电影、大批金钱和爱国主义的自足包围的现代生活的胜利”，科塔萨尔在讲述完这个故事后评论说，“它慢慢的惊醒了最可怕的噩梦，惊醒了寒冷而粘滞地存在的无形的鄙弃和一种诅咒。这种诅咒难以言表，但是将其不可言喻的恐怖传染给了那些人在墓地上建造的一切。”
科塔萨尔借由这个故事来说明一九七零年代末流行的“阿根廷模式”。在经过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后，现任军政府给阿根廷带来了表面的平静。国际舆论都认定阿根廷正在“进入一个物质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积极稳定的时期”。至于之前几年，政府对于反对派力量的大规模清洗，则没人再提。阿根廷正展示着它的新面貌，成功举办了一九七八的世界杯，还在重工业和核能源进行积极探索。而对于这一切，科塔萨尔写到：“一个不同的、畸形的现实已经形成，它像一座迅速安装、掩盖着基础的舞台那样耸立。这是一个由劳动阶级的屈从和贫困形成的基础，是一个蔑视一切思想和表现的自由基础，是一个使用着在这种情况下总是有效的爱国语言和沙文语言的无耻和实用的基础。”
二零零六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我读到了这个故事。我犹记它给我带来了惊颤。似乎一把利器刺穿了一直蒙在脸上的一块又湿又厚的棉布，我大口呼吸到了新鲜空气。一种由衷的敬佩也从心头升起，一位真正的作家与知识分子，不正是应该把那些人们只朦胧感受到、却说不清的东西，指出来了吗？他的重要职责之一不正是帮助人们恢复记忆，让人面对不安的过往与现实吗？
在过去的两周中，这个故事再次不断盘恒在我的脑海里。它既因过去几个月中发生的那么多戏剧性的事件，更直接的原因是这场大规模的被污染的奶粉事件。它进展的过程多少像是试图拔起一根已坏死的荆棘，结果发现它们在地下盘根错结，彼此污染了。
但如果你是五万三千名患者的父母，你会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集体犯罪网络。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痛苦无人过问。几乎所有行内人都知道其中的秘密，但所有人都选择了视而不见；而政府部门，则是一贯的松懈与拒绝承认，要不是新西兰政府的坚持，恐怕这一切仍可以继续隐藏在黑夜里；而媒体正生活在一种窒息中，如果没有来自政府的授意，它很难发出警告。
而与此同时，乳品行业也是中国发展最快行业之一，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缩影；三鹿集团已经连续十一是全国最大的奶粉销售商，它是中央电台评选的全国名牌，是国家质检局的免检产品；蒙牛是中国最成功的企业之一，在七年的时间里，创造了增长八十五倍的销售奇迹……在电视、报纸、网络上，是对“繁荣盛世”的赞歌，是这些企业家们的高谈阔论，是世界舆论对“中国模式”的褒奖。
但是，当后台的幕布突然被揭开时，人们发现那么多不堪的东西在那儿，而且很久了。你甚至很难去责难其中任何一位，因为他只是在按照各自的逻辑进行。河北一位奶农说，他从不让孩子喝奶粉，“只有没人要的奶才做奶粉”，另一位没有给牛奶掺假，是因为“因为牛养得少，容易被发现”；三鹿集团在得知婴儿患者时，第一反应是拒绝承认，然后封杀可能的消息，他们之前因此成功过，如果运气好，这次仍会过关；一些医生们怀疑这些患上肾结石的可怜婴儿，可能与他们所引用的奶粉直接相关，但他们不知该向哪些部门做出反应；一位湖南患者的父亲在七月曾独自向国家质检总局投诉，获得了三鹿奶粉的检验报告——合格；而卫生部在七月中旬接到了地方“肾结石婴儿”增多的报告，怀疑致病原因是三鹿奶粉，但卫生部“没有想到事情会那么严重”，它没有上报国务院，也没有通知质检总局、工商总局，此刻的北京，笼罩在一片奥运将至的亢奋与紧张中，它不希望坏消息来干扰；一些地方媒体零星报道了婴儿因肾结石死亡的新闻，但是没人想到它们是更大的悲剧一部分，也没有记者深入追踪这一切，中国新闻界既缺乏这样的能力，也知道经常这样做了可能也徒劳无功，这些消息很快淹没在浩如烟海的其他新闻里了……
这一切的突然转变，是因为新西兰政府介入了此事。一家新西兰公司拥有三鹿集团百分之四十三的股份，当它发现三鹿奶粉的问题后，早在七月就通知了中国政府，但没收到明确答复。到了九月八日，新西兰通过外交渠道正式表达了关注。“外交无小事”的因素开始发生了作用，而且那气氛紧张的奥运会已过去了。
九月十一日，一场暴风骤雨式的行动到来了。官员开始下台，媒体报道蜂拥而至，企业被严查，清算的力度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几乎所有重要的牛奶企业都卷入其中。它的高潮一刻发生在一份宣言——一百零九家奶制品企业集体宣布要确保质量与诚信。他们做出个犯错学生的表情，期望悔改。悔过书充满了这个时代的荒诞——质量与诚实，最基本的要求，变成了最高的准则，这就像是一个学生诚恳的说，从此后我再也不殴打别人、侮辱老师。
你也猜得到他们忏悔的对象是谁，不是面对公众，而是面对政府。他们知道其中的轻重缓急，谁是其真正生死的决定者。他们在广告牌上大声喊出“每天一斤奶，强壮中国人”，但是他们知道提供给中国运动员、航天员的牛奶是特殊的，它与市场上所销售的不同。在私下，他们也有难言的苦衷。在这样一个过度竞争的市场，所有人心照不宣的使用着共同的手段。整个社会都面临着信任的破产、道德的沦丧，你怎么指望一家商业机构，能出淤泥而不染。
总有人要承受这破产带来的后果。在一份杂志上，我看到了蔡冲的黑白照片。他圆圆的脑袋上戴着个小帽子，上面还扣着一副太阳镜。他有一个扁扁的小鼻子，眼睛黑亮亮的，正专注的盯着什么在看，嘴巴抿起来，看起来挺认真。要再过几个月，他才会长牙，才会学着说话。他的父母等不到那些喜悦的时刻了。七月十六号，这个小家伙离去了，外科医生从他的尿道里取了两颗米粒大的结石。他或许还不知道痛苦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更不知道自己为何而失去了生命。他的父亲买来的四箱、六桶装的三鹿奶粉，还有四桶没有打开。仅仅六个月大。那时，还没人直接将死因和他喝的奶粉联系在一起。
这个小家庭，像很多受害家庭一样，处于中国社会的中下层，他们选择三鹿奶粉，因为它是全国性的名牌，又价格低廉。就在这些父母惊慌失措的拥挤在医院门口，等待为自己怀中婴儿测试时；另一些父母则相当平静，他们的宝宝一直喝的是进口奶粉。它或许也解释了为何中国社会的竞争是如此的激烈，人们是如此迷恋特权。只有你在人群中的最上层，才可能过上一个基本安全的生活；只有特权，才可能尽量减少生活中残酷一面对你的压迫，或许正是因为饱尝那些压迫，那些人一旦获得特权，立刻表现出变本加厉的冷漠和傲慢。
“这是系统问题”，出租车司机也开始进行这样的理论性评价。充满义愤的道德谴责，似乎没有触碰到问题的实质；政府暴风骤雨的解决方式，注定只能是亡羊补牢，而且你在补住了这个缺口的同时，却可能对另一个缺口视而不见，直到再有羊从那里逃出来；至于公众，则被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所左右，他们像是一个个孤立的原子，问题解决的唯一可能是被媒体所大规模报道，所以中央电视台门口总是站在上访的人群，他们胸前或脚下陈列着自己的冤情，面无表情、徒劳的等待着被关注；而商业机构，他们知道自己的局限性，他们没准备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某种新的可能性，其中所谓最成功的、最聪明的，知道如何利用现有的方式，最大的程度推销自己的产品。
于是，经过三十年的发展，中国正呈现出她的新面貌。她成功的将公众由政治人转化成经济人。政府权力退出的空间，迅速被商业机构占领，而政府自身也正迅速朝向商业机构演变——它自身成为一个个利益团体。这样的一个国家在追逐物质利益的过程中，会表现出惊人的高效。让经济学家张五常赞叹不已的“中国制度”，不正是他所谓的二千两百个县，像是两千两百个公司那样运转，他们在出卖土地、招商引资方面表现出强烈的饥饿感；而每个普通人则没机会让自己成长一名公民，他们要成为的是消费者、投资者，将个人的丰富性弱化成单一物质欲望，将全部能量都转化成积累；而商业机构一方面生活在对政治权力的畏惧和不确定之中，另一方面也找不到自身的挑战与平衡力量，他们经常将公共资源的转化成私人利润，覆盖在淮海路边的电子屏幕，城市楼房中电梯里、甚至洗手间里的广告牌，这些空间不该属于任何人，但是它都转化成中国最成功商人的江南春的财务报表上的数字了……
但是社会力量却迟迟没有生长起来。它本应给个人提供社区感，提供不同的价值选择，演练他们的共处与建设能力。于是，而在这一切转变过程中，没有什么力量平抚人们内心的巨痛，也没有什么地方收容那些失败者，或是受伤的人。支配整个社会的公共哲学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人们只有对成功者的仰慕，却没有对失败者的同情。本质而言，人人都感觉到孤立无援，经常凭借虚假的乐观、迟钝，或者是一种轻视一切的犬儒态度来继续生活。
但是，那些地下的幽灵终有一日将来报复你。事实上，我们不正遭遇到报复吗？在三鹿集团辉煌业绩的背后，原来是幼小的生命的代价。你只能暂时庆幸，它不是你。生活中的那种深深的不安感不是已经笼罩了所有人吗。在名为《中国人幸福的一天》的短信中，你读到这样的话：“早晨起床，掀开黑心棉作的被子，用致癌牙膏刷完牙，喝杯过了期、碘超标还掺了三聚青氨的牛奶，吃根有洗衣粉的油条，外加一个苏丹红咸蛋，在票贩子手里买张车票，准时赶到地下烟厂上班，九点三十分偷偷用山寨手机看股票从6124点跌到1240点，中午在餐馆点一盘用地沟油炒的避孕药喂养的黄蟮……”
你可以将之理解为一种玩笑，但在这玩笑背后蕴藏着多么深刻的不安全感和无力感。倘若日后的历史学家想要了解二零零八年的中国，这则短信不容错过，它或许比北京奥运会、神州七号，更能展现这个国家的内在情绪。

作者：暂时无派
（这是作者三篇系列文章的最后一篇。前面两篇的题目分别是《从指鹿为马到“指驴为鹿”》和《“新三座大山”的后面，是旧的三座大山》。本文的核心思想来自与渡痴禅师网友的交流心得）
一九四五年，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主席与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有过一次颇有历史意义的谈话。黄炎培说：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从兴旺到灭亡的周期率，每个朝代开头都是好的，后来腐败了，灭亡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他说，“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有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他对毛主席说：在历史上，周期率是跳不出的，但他希望中共能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毛主席欣然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今天重温这一段对话，我们仍然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它鲜活的现实针对性，因为黄老先生担忧的历史周期率正在再次变为现实，他寄希望的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面对今天中国的现状，我想很少还会有人怀疑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的人民政权，正面临着“其亡也忽焉”的命运。这个周期率为什么如此顽固？它的内在原因到底是什么？毛主席不是说已经找到新路了吗？找到了新路，为什么却跳不出它的支配呢？
我无法准确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愿意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写出来，希望有人能帮助我找到真正的答案。
辛亥革命结束后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见证了两次这样的历史重复：第一次以中华民国政权退出大陆结束，第二次的结局现在还很难说，但它的来临已经很难避免。历史周期性重复的现象，并不仅仅见于中国，但为什么在中国它表现地如此明显呢？我想，这固然有外在的原因，但正如我们都知道的，任何事物的变化，其决定的因素都在内部。黄炎培老先生在提醒这个周期率时，分析了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执政者自身的懈怠。这个分析准确吗？从现象上看，好象是准确的。中国历史上的历代“执政者”，确实都在遵循着一个由积极到消极直至颓废腐败的规律。作为一个“民主人士”，能看到这一点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也许正是因为这个“民主人士”的身份，他没能意识到，历史的真正主宰力量其实并不是那些统治者，而是千千万万的被统治者们。因此，他看到了历史的周期率，却没有说清楚它的真正原因。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主席，显然比他看得要深刻得多。他有一句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因此，他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希望寄托在这个真正的历史动力的身上。他希望，一个人民自己建立的新生政权，会在他们自己的管理和监督之下，避免“人亡政息”。站在这个角度上，去回顾他领导新中国的时期，我们就会对当时许多令人难以理解的事情有所感悟：他其实一直象一位历史的导师，在引导和教育着人民去学会管理自己国家的办法和积累这方面的经验。今天发生在中国的一切，说明他是带着遗憾离去的，我们没有学会这个办法。当有人以蛮横的态度，将中国重新带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时候，我们只能以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痛苦地跟随着。
如果说，广大的中国人民正面临着再次被抛到三座大山底下的命运的话，那么，造成这种命运的真正原因其实不是别的什么人，而恰恰是受苦受难的人民自己。中国历史这种周而复始的周期率，是深深地跟植于中华文化这个民族基因之内的，不使这种基因发生根本的突变，周期性的苦难就是中国人民的宿命。
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伴随着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成熟起来的。中国的劳动者，直到今天为止，仍然以农民为主。而且，除了三十年前一个短暂的时期，他们的生产方式又一直是以分散的小农经济为特征的。这种年复一年“春种一粒粟，秋收万稞籽”，基本上靠天吃饭的生产方式，使中国人成了世界上最能忍耐的民族。这种巨大的忍耐力，既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性格源泉，也是他们在权势面前逆来顺受，在痛苦面前麻木不仁的根本原因。不到实在活不下去，中国的老百姓很少反抗。同时，这样的生产方式又使他们目光短浅、斤斤计较而缺乏长远地把握命运的能力。
在这样的生产方式之上，统治中国人民头脑一千多年的，又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学说。我无意全盘否定孔子，在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中，孔子学说作为一派，无疑有许多合理和有益的内涵。但是，在汉武帝的宰相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学说就成了中国人民精神上的一个巨大枷锁，它和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一起，将中国人民紧紧地禁锢住，使他们只能在狭小的生产活动范围内，被动地接受社会生产力进步带来的命运变化，直到残酷的命运逼得他们活不下去。在每一个历史周期里，他们要么忍辱负重地沉默，要么不堪重负地爆发。而一旦爆发，由长期缓慢的生活节奏形成的巨大惯性，又会形成长久的破坏力，造成社会的大动荡。这样一来，中国社会的周期性，就显得不同寻常的大起大落。在碰到一个他们不能忍受的皇帝时，他们会“杀去东京，夺了鸟位”；成功之后，他们又会很快地制造出一个新的皇帝，再次将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
在这个文化基因之上产生出来的中国文人知识分子群体，也表现出独特的两重性：要么自甘堕落，要么自命不凡。这些由科举制度规范出来的“读书人”，进入“官场”的，投机钻营，媚上欺下；没进入的，崇尚空谈，百无一用。这种现象直到也今天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如果仅仅以“学位”衡量，我本人也可以说是一个“知识分子”。我认为，包括我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世界知识分子中最无能、最令人气馁的群体。当年，毛主席曾号召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实在是一个高瞻远瞩的号召，可是就在现在，又有几个人能理解他的苦心呢？相反，有人将这个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知识分子弱点的行动，变成“伤痕文学”的素材整整口诛笔伐了三十年。
有人说，毛泽东本人就是一个皇帝，更有人甚至将今天中国社会的诸多黑暗现象的根源也归咎于他。这样的说法，如果不是出于“阶级仇恨”的话，那就纯粹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和不顾事实胡说八道了。如果他想当一个“皇帝”，他完全可以舒舒服服地做一个太平“皇帝”。这难吗？不难。只要他维护好那些同他“打天下”的开国元勋们的利益，凭他当年的威望，谁能挑战他的地位？他有什么必要一次又一次地发动“得罪”自己同志的运动？
中国近代史上，有两次可能的类似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机会：一次是五四运动，另一次就是文化大革命。前一次，由于外族的入侵变成了民族救亡运动；后一次，由于内部的原因变成了向封建文化的大倒退。这次失败，使毛主席试图改造中国文化基因的努力付诸东流，也使他“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跳出周期率的设想半途而废。
有人说，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是对共产党人和先进分子的要求，不是对普通人的要求。我认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并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他总结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造反”，对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是一个极度敏感的词。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当政者号召自己的人民去造反，唯独他做到了。其实，造反的含义不能仅仅理解为破坏，从广义上看，造反其实就是民主。这样说，肯定会让“普世价值”的卫道士们感到恼火。民主，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一定社会结构的法律范围内的民主，第二是超越这个范围的民主。前者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作主”，而是社会统治阶级的“法律作主”。我们之所以说资本主义的民主有很大的虚伪性，就是因为这种民主只能在资产阶级制定的框框里实行。而真正做到“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就不能将这种监督完全限制在当时的法律之内，而是应该允许人民有质疑法律、挑战法律的权力。过去的三十年，人民群众不仅没有机会去实行第二种民主，就是在法律范围内的民主权力也被以“不争论”为借口蛮横无理地剥夺了。与此同时，大量的真正的违法乱纪的行为，又被冠以“改革”的桂冠大行其道。
我曾经和处于不同社会经济政治地位的许多人讨论过他们的生活。许多人对他们的现状是很不满意的，对今天的社会问题也是非常清楚的。但是，每当我问到他们的打算，他们总是回答：“我一个小老百姓，能怎么样？忍吧。”如果受苦最重的人都报着能忍则忍的态度，别人又能做什么呢？我在《“新三座大山”的后面，是旧的三座大山》的结尾处这样说：“还有一条路，但要靠千千万万的人一起走”。这条路就是民主。这里所说的民主，不是什么花钱就能买“选票”的民主，而是真正意义上的“造反有理”的民主。那就是，在今天这个“纪念三十周年”的时候，大声地一齐喊出：对于今天中国社会的问题，对于今后中国的发展方向，我有话说！不这样做，我们就只能等，等到大多数人忍无可忍的时候，以破坏性的方式进入中国历史的下一个周期。在这两种历史性的选择面前，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问问自己：我选哪个？

作者：暂时无派
（此文是《从指鹿为马到“指驴为鹿”》的续篇）
在今天的中国，人们将看病、上学、住房这三个高价的生活必需品称为“新三座大山”。之所以用“新三座大山”来形容它们，大概一是因为新中国成立以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曾被比喻为“三座大山”；二是因为它们的价格之高已经到了普通百姓无法承受的程度；三是因为它们是改革后出现的“新生事物”。其实，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压力，绝不仅限于这三个方面。对于千千万万下岗工人和一亿多四处飘泊的农民工来说，这所谓的“新三座大山”甚至只是奢望。保证最低的衣食需要，才是他们眼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这 “新三座大山”和其它大大小小的“山”，虽然在字面上带有强烈的贬义，却实实在在地是改革开放的“成果”，而不是什么改革中出现的暂时现象。我这样说，并不是想刻意去摸黑改革开放，而是认真地陈述一个事实。这些压在多数人头上“大山”，难道不正是少数人脚下的货真价实的金山和银山吗？让这些人富起来，正是改革开放的目的；“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也就是代表他们发财的要求；“以人为本”的“人”，恰恰就是这些人。
于是，中国这个“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就很自然地以“山”为界，被隔成了由命运截然不同的人组成的两个部分。山顶上的那群，大概不到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五，是改革的坚定拥护派；山底下的那群，大概占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其中的许多人对改革怒气冲天，而另外一些则已经被大山压得麻木不仁了。在这两者之外，还有一批人。他们的日子不象山顶上的人那么极意，也不象山底下的人那么痛苦，他们或多或少地都在改革的过程中改善了自己的生活。他们有自己的住房，有病也还治得起，倘若子女考上了大学，手头稍微紧点，也能供下来。这批人对改革的看法是最复杂的。那么，这批人是否就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呢？不是的。中国社会的现状告诉我们，这个所谓的“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一个颇具神形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见前文）。“新三座大山”的后面，是旧的三座大山。而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是不可能产生真正的中产阶级的。
也许有人不这样看，他们觉得中国有可能变成一个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应该承认，这并不是一个不合理的想法。当今世界比较发达和先进的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既然谈到要振兴中华，就没有理由将资本主义道路排除在中国发展方向的选择以外。但是，非常遗憾，这个愿望即使是良好的，也只是空想，中国不存在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可能。
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并不是今天部分中国人的梦想，这个梦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就开始了。中国社会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到鸦片战争前，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它将缓慢地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入侵，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自然进程，中国由此变成了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孙中山先生等革命先驱，是第一批试图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梦想的人。但是他们领导的辛亥革命不仅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反而催生了一个“有中国特色”的资产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从此，中国人民的头上除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座大山，又增加了官僚资本主义这第三座大山。这三种势力互相勾结，不仅残酷地剥削压榨工农阶级，而且严重地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世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并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完成对世界的势力划分以后，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痛失了发展的机会。
一九四九年，中国革命胜利了，中国人民赶走了帝国主义，打垮了封建主义，也没收了官僚资本主义的财产。这个胜利，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障碍和提供了新的机遇。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试图超越历史的发展阶段，他们领导建设的也并不是他们为之奋斗的长远目标——社会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也就是资本主义。但是，国内外情况的变化，使这个阶段比预想早得多地结束了，中国提前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朝鲜战争爆发了。中国人民为了保家卫国，不得不在新中国百业待兴的时候，与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强国打一场极不对称的战争。朝鲜战争结束后，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了长期的经济封锁。这种封锁，并不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而是因为它已经变成为一个独立自主、摆脱殖民统治的国家。一个具有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竞争潜能的新兴国家，不管它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都是不能见容于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在国内，城市发展工业的资金极度匮乏，农村在土改后又出现了新的富农阶层。这样，资本主义的发展尚在艰难起步，封建主义的势力已经开始抬头。而此时旧政权的残余内外势力，又向新生的人民政权发起了猖狂的反扑。如果此时继续缓慢地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共产党就会失去政治和经济的基础、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腐败的旧政权势力就会卷土重来，中国就会退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人民就要再次回到三座大山下面。因此，“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绝不是一个主观的臆断，而是一个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的结论。
正是社会主义这条道路，使中国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迅速地发展起来，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和遍布全国的农业水利系统，具备了打破核讹诈的战略能力。可以说，没有当年的社会主义，中国今天可能早以四分五裂，经济发展可能连一般的第三世界国家都不如，更别说有条件搞什么改革了。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上，是不是有可能通过改革，使中国发展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呢？回答仍然是否定的。之所以如此说，既有国际的原因，也有国内的原因。
尽管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时代并没有变，世界的基本矛盾也没有变。今天的时代，仍然是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列宁的“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结论也没有过时。但是，帝国主义并不仅仅是战争，战争是手段，霸权才是目的。美国，这个当今世界的头号霸权，比以往任何帝国主义国家都更加充分地表现出它的腐朽性和寄生性。这个有两亿多人口的最富裕的国家，几乎停掉了所有与民生相关的制造业。它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就业机会在第三产业，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收入是金融收入。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基本上靠别人养活的寄生虫国家。那么，它是靠什么来获得自己消费品的呢？靠一种称为“美元”的绿纸（在今天，是一串电脑里的数字符号）。每当需要东西时，它就印一批这样的纸（或在电脑上敲出一串数字）去换。那些收到绿纸的国家拿它们能换回什么呢？基本上什么都不能。这些纸虽然是绿色的，却在功能上等同于中国一些地方的“白条”。它凭什么可以打“白条”？凭的是手里的武器和由这些武器决定的世界产品的定价权，尤其是石油和粮食的定价权。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强大的寄生虫国家，是不会允许有十三亿人口的中国也成为资本主义强国，去同它分享这个世界的产品的。相反，它一定会千方百计地将中国变为它的生产基地和它的废物堆积场。
在国内，改革开放是自上而下进行的，它的目的从一开始就不是什么共同富裕，也不是通过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去培育一个占人口多数的中产阶级，而是利用手里掌握的行政权力和公有财产，去制造出少数“富可敌国”的大富翁。是的，这三十年，民间的资本主义是有发展，但哪一个通过剩余价值缓慢积累的私营企业，有能力与一夜之间将价值亿万的国有企业据为己有的官僚集团竞争？哪一个利润只有百分之几的皮鞋生产厂家，敢和一年利润几百倍的房地产大亨比富？在这样的体制下，想通过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让他们放弃已经到手的利益，等于与虎谋皮。
最近，国内外不少的华人经济学家发现了中国经济的严重问题 ，例如郎咸平揭示的“二元经济”现象和“1+6”产业链的问题，宋鸿兵向人们发出的金融入侵的警告，左大培对国企贱卖的质问，张宏良针对外汇储备和股市危机的呼吁等等。这些声音清晰无误地从不同的角度上切中了中国经济的要害。但是，我们看到有关部门对此的回应了吗？我们看到针对这些问题采取的对策了吗？没有。不仅没有，许多问题还继续沿着原来的错误方向发展。如果单纯从经济上考虑，这种现象的确令人困惑。但是，经济问题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如果我们跳出经济圈子，从政治的角度去观察，就不难发现：这些经济现象的背后，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政治阴影。
帝国主义对其它国家的掠夺，除了直接的军事侵略，主要是通过经济手段。这些经济手段包括早期的商品输出，后来的资本输出和今天的金融输出。这些经济手段的实施，是在一个被称为“经济一体化”，或者“全球经济”的框架下进行的。这个框架很象中国成语“请君入瓮”的“瓮”。霸权主义国家通过它们的“游戏规则”制定权或曰定价权，可以轻松宰杀入翁的国家。为什么中国进口什么什么贵，中国出口什么什么便宜？其原因就在这里。问题是：既然知道这是个“瓮”？为什么还要入？既然知道按照这样的“游戏规则”，中国一定会吃亏，为什么还要热心地按照什么“国际惯例“办事呢？这个秘密就是：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是控制在官僚资本主义的利益集团手里的，他们是明知而为。
这样说来，他们不是太有国际主义思想、太“大公无私”了吗？那么多的财富，就是不分给普通百姓，不留点给民营企业，自己留着也好啊，为什么要让外人占便宜呢？理由很简单：官僚资本主义的”利润“不是经营来的，而是抢劫来的、卖国换来的。这种赤裸裸的掠夺式的剥削必须要有一种外来的保护力量，否则，人民要造他们的反、算他们的账。而要得到这种保护，必须要交保护费。因此，凡是官僚资本主义一定是买办，也一定卖国。
知道了官僚资本主义，我们就不难理解制造业冷、房地产热“二元经济”的根源了；知道了殖民地经济，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企业只能拿到产业链“1+6”的“1”而拿不到其它的“6”的原因了；知道卖国主义，我们就不难理解外资低价收购国企和在中国股市上只赚不赔的秘密了。
当前，世界各国的经济都处在衰退的阶段，尤其是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后，在“次贷危机”和“两房危机”的影响下，美国经济出现了较大的动荡。有的人说：现在就看中国和美国谁能抗，中国要是抗住了，美国就得从世界老大的位置上让出去，中国就会“大国崛起”。我很欣赏这样的“革命乐观主义”，但我还是劝有这样想法的人谨慎乐观的好。如果这事发生在二十年前，我也许会乐观，但是今天我却很恐慌，因为，虽然帝国主义早晚要灭亡，它却一定不会在殖民地消失前灭亡。有中国官僚资本主义集团的“照应”，美国会先垮吗？
有了帝国主义，有了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在哪里呢？封建主义包括它的经济基础和它的上层建筑。今天的中国还没有大地主，因此，封建主义的统治，主要表现在封建式的管理体制上。但是，越吹越劲的“土地私有化”的风，预示着封建主义经济基础的回归已经不是遥远的将来了。
现在回到本文的开始。
中国不存在资本主义的道路，当改革走向私有化的那一刻，中国就注定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方向走去。因为这个原因，中国也就不可能产生一个真正的中产阶级。今天处于“新三座大山”以外的群体，也许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未来。我相信，随着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最后成型，这个群体中的一小部分也许会爬上“山顶”，但绝大多数将坠入山底，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他们躲过了“新三座大山”，却很难躲过旧的三座大山。
许多年以前，有个叫黄炎培的老先生说，中国历史有个由盛至衰的周期率。看来老先生的话要在我们这一代应验了。难道中国人民这么难摆脱苦难吗？难道我们就真的只有一条路可走吗？不，还有一条路，但要靠千千万万的人一起走。这条路，我将在本系列的最后一篇《“历史周期率”的原因，黄炎培说清楚了吗？》里谈出我的看法。

作者:暂时无派
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带给中国社会怎样一个现状呢？换句话说，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今天的中国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呢？也许有人对于这样的问题没有多大兴趣，对于这些人来说，只要自己的日子过好了，这个社会叫什么名字一点都不重要。但是，对于另外一些人，这却是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尤其是对那些“改革家”们来说，一个能“正”起来的名字，是他们纪念这场“伟大”的变革时能够“言顺”的必要条件。
今天的中国不是叫“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吗？的确，是有这个说法。但在我看来，这纯粹是无稽之谈，而且我相信，那些“创新”出这个名词的人，自己都不相信“有特色的”的后面，限定的真是什么社会主义。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它都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风马牛不相及。那么，它到底是个什么社会？最近几年，社会上对此有很多的争论，我本人就在网上发过不少与此有关的贴子。在中国，不同的人说话的“份量”是不同的，一般地讲，只有“主流”的话才算数。让我聊以自慰的是，在反复表达“特色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这个观点很长时间以后，我终于在一家颇有点知名度的“主流”媒体上找到了“知音”。这家“主流”媒体，就是《炎黄春秋》。
在今年的第七期上，这家杂志刊登了一篇署名“辛子陵”的文章：《合成一个新东西——我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说到：“改革开放以来，每推出一项有利于发展生产的世界通用的政策，必进行一层社会主义理论包装，开始还有减轻阻力的作用，越往后副作用越大，施政官员没底气，老百姓看不起，极左派批评打着红旗反红旗。如此怎样凝聚人心，树立对改革开放的信仰呢？”他接着说，“当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已经居于主导地位，但宣传很不够，还没有压住极左思潮，要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权威。中国第三次思想解放，首当其冲的是直面私有制和资本主义，指鹿为鹿。承认当今社会中资本主义的出现是改革开放题中应有之意，名至实归，不再指鹿为马。把改革开放以来可意会不可言传、能做不能说、要群众跟着走又不向群众说明白的问题说明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建设成功，这是不能超越的经济规律。”他还说，类似今天的中国社会，“美国叫做新资本主义，社会民主党人叫做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我们可以叫它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这里，作者告诉了我们这样几点：第一，“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只是一种包装；第二，这种包装对于改革的作用，已经由原来的正面变成现在的负面，它已经成了“聚集人心，树立对改革开放的信仰”的障碍；第三，“特色社会主义”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而是“新资本主义”；第四，现在已经到了“名至实归，不再指鹿为马”的时候了。其实，本文的作者并不是第一个提出“名至实归”的“精英”。几年前，在一个人们称为“新西山会议”的精英聚会上，一位贺姓的前北大教授就曾建议去掉匕首上的“图”，不再搞打左灯向右转。也许是因为时机未到，那个建议没有被广泛地宣传。
上述的那篇文章发表以后，有人写文章说作者向什么什么发出了“挑战”。其实，无论是“贺精英”还是“辛精英”，都没有胆量挑战任何事物。上下五千年的中国，的确有敢于铁骨铮言、向权势挑战的文人和知识分子，但这些人并不包括改革开放以后被纳入“主流”的现代“精英”们。改革“精英”们之所以被纳入“主流”，并不是因为他们敢于“挑战”什么，而恰恰是因为他们从来不“挑战”什么。他们的“精明”，完全表现在不断地揣摩“上面”的意思上，表现在总是试图以自己的小聪明来装模作样地“解读”连他们自己都说不清楚的一个又一个所谓的“创新”理论上。一方面因为那些“创新”理论本身就充满了自相矛盾，另一方面也因其自身的理论素养太低，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这些以教师爷的身份为老百姓指点迷津的“精英”们总要闹出点低级笑话来。就拿上面的那篇文章来说吧，当作者板着严肃的面孔告诉我们：“当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已经居于主导地位，但宣传很不够，还没有压住极左思潮，要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权威”的时候，他忘了前一分钟他自己就说过，这个“已经居于主导地位”的理论体系，不过是一种用来推销“世界通用的政策”的“包装”。既然是一个包装品，又怎么可能“压住极左思潮”，怎么可能有“权威”呢？
所以，我一向认为，将这些“精英”作为批评的对象，既是找错了目标，也是抬举了他们。他们的确混在“主流”里面，但他们本身并不是“主流”，真正的“主流”，是掌握着经济和权力资本的利益集团。而他们，不过是跟着喊几句口号，换两个小钱的帮闲。如果说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或阶层，而是附着在不同的阶级或阶层这些“皮”上的“毛”的话，那么，改革“精英”们，就是断了根的、哪张皮硬就往哪张皮上粘的“脱毛”。这样说来，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不重视他们的话呢，也不是。这些自己搧自己嘴巴的话，代表的并不是他们自己的见解，而是他们对“上面”的意思的很拙劣的“宣传”。透过这些颠三倒四的言论，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呢？很简单：那个欺骗了善良的人们三十年的“特色”，开始卸妆露出真容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骗子比受骗的人更痛苦，因为一个谎言要用十个谎言来圆。长期地编造谎言，不能不说是对人的心理的巨大折磨。改革开放之所以是个“创新理论”层出不穷的年代，说穿了，就是因为谎言只能用新的谎言不断地搪塞。这就难免出现作者所说的现象：“改革者”没底气，老百姓看不起，左派们批评“打着红旗反红旗”，人心聚集不起来，改革开放没人信仰。如果前一段时间有人对“第三次思想解放”究竟要从什么东西里“解放”出来不理解的话，现在他们应该明白了：这一次解放思想，就是从谎言中解放出来。
应该说，这是“主流”的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因为“盗亦有道”，搞私有制即使自己觉得不好意思，也不应该长期地用“社会主义理论包装”，这不仅卑鄙，也显得很虚弱。现在好了，占据“主导地位”了，不用指鹿为马，可以放心大胆地“直面”和裸奔了。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不指鹿为马，就一定是“指鹿为鹿”吗？不一定。作者承认“特色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但他说的“新资本主义”就一定是资本主义吗？不久前，有一个在网络上有点名气的左派学者在一个论坛举办的讲座上说：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在搞资本主义，这个国家就是中国。我猜想，他大概是看出了中国的私有制与资本主义国家私有制的不同。但我认为，他也许并没有看出这种不同的实质。事实是，别的国家的确是资本主义，中国却不是。
敞开自己的大门，以自己的土地、劳动力和资源来乞求别国资本家开工厂，然后将产品交给人家，污染留给自己，有人见过这样的资本主义吗？跨国集团享受超国民待遇，弱小的民族企业和个体商贩却处处受到刁难，有人见过这样的资本主义吗？国内外的资本家在中国可以任意剥削工人，而中国的工人却没有罢工的权力，有人见过这样的资本主义吗？不是以就业率和GNP（国民生产总值），而是以GDP（国内生产总值）来作为考察经济的指标，有人见过这样的资本主义吗？在自己国家的股市上，外国资本和大的利益集团不管是“熊市”还是“牛市”都只赚不赔，而普通股民永远是只赔不赚，有人见过这样的资本主义吗？老百姓辛辛苦苦上缴的积累，不用来救中国的股市，而是用来救别国的股市，有人见过这样的资本主义吗？在事关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的问题上，对外卑躬屈膝，乞求“和谐”，对内压制民主，打击爱国行为，有人见过这样的资本主义吗？政府官员可以为所欲为，老百姓却连上访都被说成是“违法”，有人见过这样的资本主义吗？贪污受贿几千万的政府官员，只要不交代赃款的来源，就可以在两三年内脱离牢狱之灾，而平民百姓只因为“申请示威游行”就被劳动教养，有人见过这样的资本主义吗？我相信任何一个有半点实事求是观点的人，都不会认为这样的社会是真正意义上资本主义。事实上，这一切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典型特征！
将“特色社会主义”说成是社会主义，的确是指鹿为马，但是，将它说成是什么“新资本主义”却是“指驴为鹿”。
既然想从谎言中“解放”出来，为什么又要开始新一轮的谎言呢？其中奥秘并不难揭开：有人不喜欢社会主义社会，但也不一定喜欢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有人不喜欢“无产阶级专政”，大概更不喜欢当亡国奴。要构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和谐社会”，一个喜欢私有制的社会基础是必不可少的，不“指驴为鹿”，这样的社会基础又从哪里来呢？如果说指鹿为马是用来欺骗广大工农群众以及党内和社会上的左派的话，那么，“指驴为鹿”就是用来欺骗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白领”以及党内和社会上的右派的。对于前一部分人，“主流”认为可以撕破脸皮了，对于后一部分人呢？也许他们还不能不顾忌“阻力”。
可能有人会说，坚持改革开放，就会在中国建立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搞“政党轮换”，中国就能避免走上殖民地的道路。我虽然拥护在中国搞社会主义，却也尊重有资产阶级共和国梦想的人。但是，很可惜，无论是从理论上看，还是从实践上看，也无论是从历史上看，还是从现实上看，中国都不存在一条资本主义的道路。其理由，我将在下一篇《“新三座大山”的后面，是旧的三座大山》里谈到。

一、从感情上无法接受：
国家利用现存美元纸片子去购美国国债，决不入市，然后用核武器做后盾，美国再玩破产赖帐，就让美国去死吧！美国在中国统一问题上两面三刀，逼迫人民升值石油粮食涨价破产债务打击中国经济，高科技军事制裁、在奥运会前搞疆独藏独来恶心中国人，伤透了中国人民的心，这次经济危机，即使中国受损老百姓也会理解国家的，大不了重走社会会主义，重头再来，换个活法也许感觉会更好，老百姓就是不同意去救美市，否则中国政府会失去民心，在世界上也有损中国形象！国家前期投资美国损失点老百姓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我们打破了美国标榜经济自由欺骗的世界神话，如果再投谁敢保证在美国信誉破产前题下能盈利，这是关乎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即使我们老百姓再短视，也提请国家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否则就会失去民心，物极必反。
二、参与救市就是上套：
美国金融破产与９７年国企业改革之初有的企业采用破产方法甩债另立公司都是为了破壳逃债，不过本质不同的是：美国是破外国债权，美国实际资产一点也没少，人还是那个人，房屋还是那个房屋，请问美国损失了什么吗？对这样不讲信誉赖掉他国债务的国家，为什么还要进行投资救市，让普通老百姓想通，其美国宣而未决的７０００亿救市计划就是骗局的引子，谁救谁上套。
《鲁宾逊漂流记》读这篇小说其实蕴含这样一个经济哲理：当世界微缩到一座小岛一个人的时候，有多少钱、有多少债权也不如一件实用物件。美元国际化、金融开放、粮食石油涨价全部是美国剥削世界的经济手段。谁紧跟美国这个不讲信誉霸权无赖，金融开放越深谁就会受伤害越深。如果世界看成一个国家，美国银行破产，就是现在国家银行的破产，试问中国经济学家单一的一个国家银行破产会怎样？？？？？？
现在的所谓美国经济危机不是生产不足造成的，也不是世界上消费不足造成的，只不过是美国纸上的数字游戏而已，目的就是让世界买单美国的赤字财政。纵观这次金融风暴的演变,给人的印象是美国政府在一步步的导演,它想怎样就怎样,好的东西留下,不良资产却毫不犹虑的宣判死刑,拿出去拍卖,让人不得不对美国政府的做法和这次金融风险顿生疑窦!我一万个赞成这此网友的观点。
三、中国现有经济不是纯粹私有：
现在中国市场经济，推行资本利润价值，可是由于国情所制约达不到资本主义私有化为主国家管理水平，腐败不能从根本上杜绝，行业间利润率苦乐不均，比如说奶粉行业先期采用麦芽糊精掺入奶粉、这次是用三聚氰胺虚高蛋白含量，说明了就是降低成本追求利润的恶果；在比如今年玉米单价１６００元／吨，玉米淀粉吨成２４００元左右，可是今年玉米淀粉市场价远远低于这成本，试问纯粹私有经济会这样低于成本销售吗？纯粹私有经济贿赂老板你能得到你想的好处吗？中国国情又不能完全私有化，即使私有化加深也不会有好结果，俄罗斯经济从苏联破产到现在回归就是最好的注解。一个国家政府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去管理经营经济那还需政府干什么吗？国家政府没有撑控经济的国家还有安全可言吗？从中国目前来看凡是垄断行业利润就居高不下，拿着国家人民投入积累的资本去服务本即得利益集团利益，房地产业绑架银行这些等等都是经济体制所致，现在推崇利润高的企业就是好企业，其实利润只是利益一种分配而已，试问电信、电力、铁路这些垄断行业利润再高是不是从民众中来，电力利润高了用电企业成本就上去了，有的利润率低行业就承受不了，再说电力行业说亏损了就涨价自已说了算，电费中的项目多个基金那个线损那项不是垄断加上去的，是不是用电企业中来的，而奶粉行业淀粉行业等这样的企业众多竞争激烈，完全普化又不具垄断行业多如牛毛，完全去市场化，他们在为了生存时怎能不去想办法，基至歪办法，缺失道德不负责任，试问高利润行业有必要这样去冒风险吗？当然这里不是为那些不法企业叫冤，只是说明一种资本追求利润甚至缺失道义本质，其实在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不单追求利润时也不是一无是处，关于国计民生企业没有利润也要扶持生存，即使亏损的国有企业中也是对社会有贡献的，只要企业社会贡献大于零对国家来说就是有贡献，只是贡献大小之分而已，中国要想继续更好更快的发展就必须改革现有的政治经济体制，借鉴资本主义有益经验同时用社会计划经济来约束，国家通过行业平均利率及对社会的贡献对社会道义责任监测衡量及扶持，用金融宏观调节，国家就应管理经济，否则除了国家安全外，不要为了回避矛盾讲什么政企分开，政府不管经济，要设那多么多部门那么多官员有什么用呢？？？再说不管经济没有经济实力的政府还能管理好社会，经营好国家吗？
综上所述：中国老百姓不同意政府参与美国救市，一是美国金融破产信誉让中国损失严重；二是国际上不应以美元做为单一世界货币绑架世界经济；三是世界上需要经济重新洗牌规避类似美国大举破产逃债经济事故。有的网友说“美国的经济危机就是世界经济权益的一次再分配，中国务必做好重建新秩序的各项准备”，老百姓认为说的好。欧盟人士说这次布什拿出7000亿救市是动摇了自由市场经济的根本,是跨越了资本主义走到了社会主义的红线,这不是很好吗！变向酸意的说明社会主义还是有可取之处的，法国不也是提出来经济需要监控吗？一个稳定的中国是全人类的福音！所以中国老百姓认为即杀敌一万，自损八千也不要再陷入为富不仁不讲信誉美国救市骗局。

最近全球都在谈论一件金融大丑闻，很不幸，它的主角就是中国。中国大陆除了拥有“两房”垃圾债券3763亿美元以外（前天暴跌88%几乎已经归零），还拥有5000多亿美国国债，看来早晚也是垃圾。两者之和超过9000亿美元。30年改革开放的换来的外汇家底大部分都套在里面。预警早就发过了，为什么不采取疏散措施？很简单官员私人拿回扣造成的。
香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金融专家刘梦熊撰写《我为人民鼓与呼》一文，在香港三家媒体以整版篇幅发表，引发震撼，各界关注。刘梦熊疾言厉色质问中国财政金融管理当局有关拍板人：“你们这班败家子哪里来这么大的胆子，拿国家人民的钱，来买天文数字的美国“两房”公司债券。现在“两房”基本上已破产，你们如何向全国人民交代？如此离谱决策有没有黑幕，人大会应立即组织特别调查组彻查，追究责任！”。此评论 犹如闹市中引爆炸弹，引起社会各界，特别是金融乃至经济界强烈反响，不过都是在上流高层经济圈内.
次贷危机下，美国的两家房贷抵押机构“房地美”和“房利美”公司行将崩盘破产，荣登美国“两房”公司外国债权人之榜首的居然是中国，一共持有涉及该两间公司高达3763亿美元债券，约占中国外汇储备总额21% 。国际经济界称为一件匪夷所思的大丑闻。
国家资料显示，自2004年开始，中国对美国债券的持有一直在高速增长，从2004年到2007年惊人增长三倍，高达到9220亿美元。仅2006年到去年2007年间，中国对美国债券的持有增长66%。在美国次按危机即将露出狰狞面目的前夜，中国仍然痴心不改地不断大手笔增持美国债券。究竟是谁拥有在这样疯狂地处置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的权利，如痴呆一样疯狂购买美国债券？
同样是亚洲大国的印度，外汇储备也很客观，但印度对美国“两房”债券持有量才2300万美元而已，人家是意思意思，中国的3763亿竟然是印度的一万六千倍，差不多是三万亿港币。这样投进美国“两房”是完全不可思议的！
国际公认的原则是，外汇储备公认的投资原则是安全第一，分散为宜，但中国财金当局却将外储的百分之二十以上投资于美国“两房”，这相当于将大部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当年亚洲金融风暴，香港和东南亚楼市崩溃，还闹出「负资产」，业主和银行一齐遭殃，说明房屋按揭本身风险很大，其衍生债券更是危险品。
不能只集中在一个菜篮里，这是金融投资常识性的金科玉律。外?储备投资原则是安全第一，稳健至上，比重分散，结构多元。可是我们那些可爱的受握重权的国家外汇管理局、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的败家子一般的官员，个个还都是硕士、博士学位！
就冲这点，中国民众还有什么脸面去嘲笑印度！叫人家阿三，自己都快成阿大了。到底是谁祸害中国如此吃亏，不，是重创，而成为世界笑柄！
我一贯就对什么莺歌燕舞的盛大晚会、开幕式不以为然，花钱给人看的东西，值得那样好面子搞成空前绝后的拔高？看清楚自己的弱点、忧患，早早修复自己可能被对手抓住而致命的死穴比什么都重要！
我认为：这件金融丑闻的暴露，实质上对中国经济重创之巨，对国民信心和精神打击之大，简直可以抵消大批我们自己宣传的其他成就光环。这决不是一般的问题，甚至不是什么重大失误！不能用失误的概念，而是直接叫做中了“杀招”！它的背后是应该是严重的渎职 战略间谍的性质！
中国经济学家都在干什么，受那些所谓主流经济学家提出的高论影响而实行的政策，最后使谁最终受益，使谁陷入深深窘境了呢？ 那些“主张对内狂引境外战略投资者、让其大赚贱卖的银行原始股；对外大力推出中国优质大型企业或国有垄断企业境外上市，向海外慷慨派送十倍于融资的分红”的经济专家到底在干什么，他们的底细和真实身份到底是谁？
近些年来，境外利益集团在华活动十分活跃，境外利益集团在华活动手法多端：有的熟谙中国国情，巧妙利用各方人脉，想方设法接近各级领导人，进行商业游说，影响相关决策，为商业活动铺路；有的境外利益集团对有关部委研究机构与学者给予丰厚的课题经费等途径，让他们利用自己的所谓研究成果和影响为境外跨国企业集团谋利、鸣锣开道，对中国相关部门决策与立法施加影响。于是中国的经济专家和经济官员们他们当中有不少靠着暴利集团贿赂、靠着境外集团资助做研究报告，通过境内外媒体精心包装、刻意打造，提供各类活动舞台，提高知名度、美誉度，从而成为中国国内行业精英，拥有强大的话语权，为国内外的利益集团鸣锣开道呼号、充当掮客买办，多年来实际也真正影响了行业乃至国家经济决策。
我一直认为近年国家经济领域这样的怪异诡秘的现象和行为，决不仅仅是表面专家贪财、官员渎职那么简单，应该是境外对手和敌对势力精心地策划和不懈的努力后，其战略金融间谍的成功之作。这场惊天的美国债券丑闻，更坚定了我的中国国情判断，因此继续等待全面做空全部跌停的时刻.

最近，一位网友在论坛发布自己以前在相关企业的所见所闻，令人非常震惊，全文如下：
本人曾在北京最大的乳品企业干过5年，对乳品行业略知一二。闲言碎语不要讲，先表表----―
假奶之奶牛篇
母牛大概在1岁半的时候就被强制破处了，怀胎10月（与人类差不多），产下一幼仔，当然公的当场屠杀，母的留作换代之用，然后就是连续270天的产奶期，当后面的100来天产的奶无论品质还是产量都大幅度下降，怎么办呢？激素，大剂量激素。如果您的女儿在8-9岁就来月经了，这就是原因。
奶牛的乳腺太BT了，一头荷兰花能日产60公斤，如果卫生条件不太好，那牛就天天乳腺炎，怎么办呢？抗生素，超大剂量抗生素，当然，这样的牛奶是做不出酸奶的，因为做酸奶的乳杆菌和粪球菌都怕抗生素，当年Boss让俺做个耐抗生素菌种，被俺严词拒绝了，其实非常简单，找几个抗性质粒改造一下就OK，这个和造细菌武器是一样的路数，后果非常可怕。那如果收了抗生素奶怎么办？找个易感菌种试验一下，能长菌就能做酸奶，当然了，现在一般都检测青霉素残留。我曾经强烈建议检测四环素残留，被Boss海K一顿，说我找死呢，所有饲料生产厂家都添加四环素，这个打击面太大了，在中国混先学学潜规则。
假奶之造假篇
初级造假----产奶1000公斤，卖1200公斤，一般加工厂收原料奶控制蛋白含量1%，脂肪含量3%，但是奶牛产奶一般来说冬季远远大于这个数字，夏季也比这个数字略高，在优质不优价的前提下，先把水掺足了再说。大牛场掺水的量是有严格检验并计算的，散养户也不示弱，有种手持式快速检测设备，指导加水量。北京这家最大的奶企业收的原料奶两项指标都这么多，误差不超过0.1%。
中级造假----产奶1000公斤，卖1500公斤。奶厂收原料奶一般都用凯氏定氮法测定总N含量，然后换算成蛋白含量，所以只要提高N含量就可以了，不太黑心的奶户和牛场掺了尿素，稍微黑心点的掺牛尿，更节省成本还有奶香味，呵呵！但是这样一来脂肪含量相对下降了，也有办法，把尿素和植物油/洗衣粉按比例添加就可以了。
高级造假----产奶1000公斤，卖2000公斤。尿素+植物油+洗衣粉+水+淀粉+牛奶香精+乳糖。淀粉用来增加稠度，香精用来改善感官指标。
超级造假----产奶0公斤，卖2000公斤。这个就是个高级技术活了。牛奶的收购指标有感官、黏度、PH、比重、N含量、脂肪含量、青霉素残留、干物质总含量，针对这些指标，用固定的配方能做出足以乱真的“牛奶”，原料就是三聚氰胺、淀粉、盐酸、水、洗衣粉、植物油、明胶、香精、乳糖。那个三聚氰胺是种胶黏剂，黏度调节就靠它。
各种造假手段往往互相渗透，超级造假手段也会用于初级造假，没得说。
假奶之加工篇
最好的牛奶用作制作酸奶，因为无论什么厂家，无论什么人，用含有洗衣粉和抗生素的奶是造不出好酸奶的，酸奶为什么贵得离谱，就因为这，其实做酸奶只要80%的牛奶就够了。做不了酸奶的奶用于做液态产品，袋奶、超高温奶、ESL（长货架期）奶，你就喝吧，反正喝死人没我啥事。最次的奶用于喷粉，国产奶粉就是垃圾。这位看官说了，我喝进口的，对不起，只要Made in China，原材料都是国产奶粉（进口奶粉原材料，关税吓死你），这次他们逃掉是公关做得好。这个北京最大乳品企业这次能逃掉，说它的奶质量过关，打死我都不信。
假奶之选购篇
因噎废食吗？业内人士都喝优质原味酸奶，道理很简单，好奶才能做出好酸奶，没做成好酸奶怎么办？调味啊！

在中国崇尚权威的文化氛围中，名人名言占的地位是很重的，很多名家说的话，往往被人民当成指导自己人生观世界观的不二准则，但这些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名言中，也有一些话被人刻意或无知地曲解，背离了话语者本身的意旨与初衷，迷惑了天下万千受众。影不才，试举数例解析一二，以还世情真相与大众……好了我再文诌诌地说话大家估计要扔鸡蛋，虚荣心也满足了，下面开始举例开讲。
1、以德抱怨
原句：“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
以德抱怨，是我们常听到的一句话了，人们通常理解的“以德抱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孔老夫子教我们，别人欺负你了，你要忍，被打碎牙齿也要往肚子里吞，别人来欺负你，你反而应该对他更好，要用你的爱心去感化他，用你的胸怀去感动他。这就让人感觉很有点肃然了。想想看，如果我一巴掌呼过去那个被打的人还笑笑说打得好啊，你越打我我就要对你越好……遇到这种情况我也会感动到傻眼，这多好一孩子，多伟大的情操啊……
但事实上，我们根本曲解了孔子的原意，我当初，也万万没想到原来在孔子这句“以德抱怨”的后边还跟着另外一段话，什么话呢？子曰：“以德抱怨，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看完以后，幡然醒悟，原来我们都被某个断章取义的孔子FANS给玩了一把！当时的真实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孔子的一个弟子问他说：师傅，别人打我了，我不打他，我反而要对他好，用我的道德和教养羞死他，让他悔悟，好不好？孔子就说了，你以德抱怨，那“何以报德？”别人以德来待你的时候，你才需要以德来回报别人。可是现在别人打了你，你就应该“以直抱怨”，拿起板砖飞他！看！就因为被人故意省略了一句话，刚烈如火的孔老夫子一下就被扭曲成了现在这个温婉的受气包形象。
与西方文化相比，东方文明一向被认为是谦逊坚忍的，同样是被人欺负，西方的带头大哥耶稣在圣经里就叫嚣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小弟们！别人瞪了你一眼，你就要瞪回去，别人咬了你一口，你就要咬回来！而东方呢？佛家的精神领袖释迦牟尼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而且他可不是说说而已的，大鹰来欺负他，要吃他的肉，他也真从自己身上一刀刀帮大鹰割下肉来，这就伟大得有点近乎BT了。说完了国外的几位大领导，再回到中国，孔老宗师的这句话为什么会被别人有意地曲解呢？根源还是当时封建统治者的需要，他们的心思，无外乎就是要信仰孔子的万千民众成为“以德抱怨”的顺民，只有“以德抱怨”的民众，才会老老实实地服从他们的剥削和压迫。我们再来看看影响吧，孔老先生这句被曲解了的“以德抱怨”，在中国文化史上起的压迫作用，可真是大到了天上。皇帝残暴，我们要“以德抱怨”，地主剥削，我们要“以德抱怨”，八国联军都打到北京了，还是要“以德抱怨”，要卑躬屈膝，要割地称臣，要想尽一切办法彰现自己的“德”，要“量中华之物力，结大国之欢心”……就是没想过反抗。试想，如果中国的文化里，没有这种把正确的思想东篡西改来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恶习，如果孔子这句原话没有被刻意地曲解成这样子，我们中国人会养成这样一种懦弱的思维惯性吗？有人说西方人的骨子里本性是狼性，而东方人的骨子里的本性是羊性，这里如月影倒想问问了，是什么原因让我们变成了这样？如果我们从古以来信奉的是西方那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训诫，近代史上的中国，会给世界留下那么一个任人鱼肉的印象吗？
以德抱怨。
原句：以德抱怨，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歪曲程度：8
反面影响：9
2、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原句：。“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秦伯》
又是孔老先生的话，小小景仰一下下先。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是说，国家统治人民，指使驱赶他们去做事就行了，不要让他们明白他们在做什么。这句话在现在看来，绝对很明显就是封建统治阶级几千年来一直在玩弄的愚民权术，小老百姓嘛，让他们知道那么多干什么？最好都是昏昏噩噩，只知道照着我们的意思去庸庸碌碌一辈子，这句训诫不可谓不恶毒，它被千百年来中国的大小封建统治者奉为至宝，抹杀了多少真理与人民的创造性，但同时，我们的问题就来了，这样的一条愚民之术，真是孔子这位致力于教化人民的教育家的本意吗？
我们知道，在春秋时代的文章是没有标点符号的，后人要研读那时侯的文章，便要再经过一个“句断”的过程，即是根据上下文意思自己在句子的适当地方加上标点和停顿，这样才能得出一句句意通顺而连贯的话。在这里插一句，孔子的文章为什么被后人引用得非常多呢？这其一当然是孔子本身的名望使然，其二，则是因为他的语录涵盖的范围非常广，几乎包括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样一来，后来的人无论是谁，抱着什么目的，都可以从孔子的话中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相关部分，再加以自己个人倾向的理解和句断，用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比方说现在这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从前文来看，我们孔老先生前边一直在讨论诗礼乐这三种东东的教育问题，可怎么后边一下子就变成去教帝王权术的训诫了呢？原来，这又是后人别有用心地断章取义，刻意在句子的中间用一个不恰当的“句断”使这句话产生了歧义的缘故。我们结合上下文的语境，很容易就能得出这句话正确的分句方法：“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子的整句话就是说，诗、礼、乐这三样东西是教育民众的基础，一定要抓好，如果人民掌握了诗礼乐，好，让他们自由发挥，如果人民还玩不来这些东东，我们就要去教化他们，让他们知道和明白这些东西。”你看，这才是“有教无类”的大教育家孔老先生的本意嘛。好好的一句话，硬是被那些别有用心的混蛋生生地坳成了孔子要愚弄人民，要阻挠人民知书答理寻求知识的愚民之术。真不知道那些曲解这话的SB怎么想的，你要说这种P话是教育家孔子说出来的，谁信啊？都把人民当白痴来忽悠了？
有人说古时候的中国人民是不幸的，即便是在物质丰富的盛世，他们的精神世界也贫乏得可怜，到了中近代，西方的思想领域渐渐迎来了文艺复兴，迎来了民主共和，迎来了一个又一个推动世界的发明进步与思想启蒙，而聪明的中华民族呢？在更早的时候他们就有了伟大的四大发明，走在了世界的前边，可为什么就是这么好的基础，到了近代我们反而远远于西方这些小字辈的民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多恶毒的训诫啊！它象一条张开血盆大口的大蛇，狠狠地缠在中华民族的身上，泯灭了多少先进的思维火花，束缚了多少应有所作为的苗子。但反过来看看，故意曲解这句话的封建统治者固然可恨，但我们能完全把责任都推到他们身上吗？这本身就是多么可笑的一件事情，我们怎么就没想想，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一个用一生置身于教化天下民众的孔子，又怎么会说出“民不可使知之”的蠢话来？更可笑的是，这句话我们竟然就这样相信了几千年膜拜了几千年，这最后该伤心的，是孔老先生呢？还是我们呢？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原句：“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歪曲程度：7
3、无毒不丈夫
原句：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民间谚语联对
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这句话绝对是中国众多以讹传讹的话中最搞笑的一个例子之一，就算是刚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初中生，也能轻易看出这其中的不妥之处，首先，这无毒不丈夫，就跟我们认识的古人崇尚的价值观念大大背离了，大丈夫，自然是说那些坦坦荡荡胸怀宽广的男人，什么时候恶毒阴损，暗箭伤人这种前缀也能放在前边来形容大丈夫了？
原来，这句来自民间的谚语本来应该是“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这本来是个很好的句子，里边充分运用了对仗。显示出了一份阳刚有力的气魄，一个胸怀坦荡的男人形象就跃然于纸上，可惜劳动人民口耳相传的这一句话，到了朝廷上那些所谓的学高八斗的“君子”嘴里就变了个味。为什么呢？这要从古时候文人的习性说起，在这副对联式的谚语里，“度”为仄声字，犯了孤平，念着别扭，很容易读为平声字“毒”，那些对音律美感要求甚高的学者们某天吃饱了没事儿干，便发挥他们的专长自做主张，把这句改为“无毒不丈夫”了，于是这句话，终于成了典型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的例句，成了迂腐文人的笔下的又一个牺牲品，“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原话里一个君子对一个丈夫，一个度对另一个量，本来是很完美的一个句子，可经过上千年的以讹传讹，竟成了“无毒不丈夫”这句现在我们挂在嘴边的口头禅。
这句话的整个演变过程，我宁可相信是无意的，否则也太缺德了，这不故意往咱男人身上抹黑么？但就是这无意的一个讹传，却也给我们带来了些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影响，我们都知道心理学上有个说法叫先入为主，潜移默化。无毒不丈夫，我们天天在耳濡目染这个被篡改了的男人形象之际，心里的价值观人生观，难免也会受到些不良影响，天天看着电视里奸人怂恿主角干坏事的时候都用这句：“干吧！无毒不丈夫！”然后主角想想也对，于是五指并拢手掌上举，狠狠地做一个切的动作：“无毒不丈夫，干！”你能说同样作为一个男人，这东西看久了你的思维能不收到一丁点儿的影响么？关于这种语言的影响力量，我再举个例子，比如隔壁顶撞了我一下，这时候我朋友张三来了：用的是原版的好话劝我：“老话说，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大如啊你是个男人，就别跟他一般计较了。”张三这样说，我这个大丈夫当然再拉不下面子去计较这种小事，可如果另一种情况，张三来和我这么说??人，不能怂啊！给你刀，去做了他！”看看，我听到他这话，除了接过刀速度冲出去乱砍以证明自己是个男人之外，还真没什么好办法，你说对不对？
无毒不丈夫
原句：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
歪曲程度：9
反面影响：5
4、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原句：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论语·阳货》
现今女权主义抬头，孔老夫子的这一句话便立时变成了女权精英批判者们群起而攻之的绝好靶子，看看，这就是你们中国男人歧视咱女性的最初起源，孔夫子这老混蛋啊！害我们女性被压迫了几千年啊几千年，好不容易翻身做主人哪，我们要顶上半边天再抢他们的半边~~天！一时间，群情激愤，凶狠异常，热闹非凡。但各位姐姐们阿姨们姑奶奶们，且听如月影说两句话，你们把这罪过都推到孔老人家身上，却是大大地冤枉了他了。
先根据当年老孔的处境，提出一个疑问：“孔老先生当时，为什么要说出“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样的话？任何人说话都不会是无缘无故的，当然，除了疯子，而我们的孔老先生应该不是疯子吧？而且这位孔老先生受《诗经》的影响很深，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他认为《诗经》是一部伟大的著作，而我们再来看看这部孔子都很推崇的巨著，里边倒有很大一部分歌颂了女子的活泼美丽，大方善良，歌颂了当时男女平等的浪漫爱情氛围，事实也是这样，在春秋时代，男女间是相当平等的，而孔夫子本人更是曾反复多次以诗经里的“妻子好合，如鼓瑟琴”来表达了自己对婚姻和女子的平等看待观点。所以，说孔子歧视妇女，不仅和孔子的思想不符，更与当时的民间社会整个大环境对不上号，因此这个说法，实在是大大地有待商榷。
所以我们就要看看，孔子当初是在什么一种环境下说出“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句话的？这话又是对谁说的？他一宗师级别的身份，不可能在路边想着想着突然心情烦躁就开骂一八杆子打不着的妇女同志吧？在《史记·孔子世家》里，提到了孔子之前的卫国之行，孔子“居卫月余，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丑之，去卫。”我来大致翻译一下这段话，当代全国教育劳模孔老先生受卫国国君的邀请，来到了卫国参观学习休养，但在这期间，孔老先生突然发现自己被涮了，人家根本是拿他的身份来炫耀自己抬高自己而已，并不是真正支持他来这教化卫国民众的，尤其是那个卫灵公的老婆，为了抬高自己的身望，公开炫耀，贬低了孔子，孔老先生那个郁闷啊，你卫灵公到底是喜欢德才多些，还是喜欢女色多些？在你心里我和你老婆哪个重要？干醋自己吃完，依然没人鸟他，孔子怒了，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丢！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GO，GO，GO！”收拾行李就离开了卫国，离开之后，心情平复了，想起卫国公老婆那种仗着得宠，骄横跋扈乱政扰民的烂事儿，就发了感慨：“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
你看，知道了这些历史背景和人生经历，孔子这话就很好理解了。我们知道，他骂的人是那种“被养”的女人和小人，女子还好说，可想想什么人才能养小人？君主啊！再看看孔子的卫国之行，一切都明白了，他这话断不是发神经突然开骂起包括自己老妈在内的所有女人，而是有一个特指的对象，这个对象，就是卫灵公那位老婆南子，就是那些“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的宫廷女权，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这后一句话怎么解释呢？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君主，对那些后宫的女人和没什么本事的拍马小人太亲近了，她们就会得意忘形，忘了自己的身份，开始用你的权力胡做非为，而你疏远她们吧，她们又要埋怨，总之是非常麻烦。此前没见过什么宫廷里女人之间的斗争的孔子说出这话是可以理解的，他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孔子之前，妲己误国，烽火戏诸侯，这些事例还少吗？孔子之后，宦官小人当道，皇后外戚乱政的桥段更是屡屡上演，不可枚数。所以我们的女性同胞们，你们要清楚，孔子当时没发神经把你们全天下的女人不分青红皂白地乱骂一通，别再憋屈他老人家了~~
最后一个问题，那么是谁误传了这句话，让我们可爱的女性同胞被压迫了几千年之久呢？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如月影要帮孔老夫子平反，自然也要再帮你们找到一个真正的罪魁祸首，让你们发泄出那几千年积下的怨恨（怎么说着说着象鬼片了-_-!），好了，拉回正题，西汉的时候有一位所谓的“大儒”董仲舒，此人大力主张“夫为妻纲”，就是这个家伙，借孔子的一句话断章取义，给广大的中华妇女头上戴上了千年的枷锁。看看这家伙在《基义》一书里提出的“三纲”：“君臣父子夫妻之义，皆与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他这东西就是一为讨好历任统治者的马屁之作。“君为臣纲”，为历代皇帝所接受，渐渐形成了封建统治的一套准则，而“夫为妻纲”，则为历代男人所推崇。这“纲”是什么意思？君为臣纲，则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知道这个“纲”的厉害了吧？你想想，各位苦命的女子没嫁人前都一可人的窈窕淑女，本来身份平等，嫁了人，就得时刻提心吊胆地按着老公的这个“纲”过日子，这三纲五常，束缚了中国多少年，害了多少代人啊！
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原句：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
歪曲程度：6
5、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原句：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庄子·养生主》
这句话是庄子说的，八卦一下，庄子此人，实在是令人非常喜欢的一个人物，他的思想和性情，都非常十分很特别对我胃口，什么大家不爱听这些？那算了，本来想抖点猛料让大家深入了解一下我这个好同志的……好了好了别扔鸡蛋，我说正事还不行吗？好，先来看看，“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这句话我们在什么地方见得最多呢？第一，是图书馆，第二，是全国各个小学的后墙上，按照现在人们的普遍理解，这句话实在是学习励志类的不二明言警句，生也有涯，知也无涯，多崇高的目标啊，这比什么孔老夫子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都来得有气势多了，古往今来，不知道多少学子在这句话的激励下凿壁偷光闻鸡起舞奋发图强追求上进读那些永远也读不完的书，动力啊，偶像啊，庄子七老八十还能说出这么振奋人心的话，咱年轻的小辈正当青春，怎么能输给他老人家？不狠狠地读书怎么对得起他老人家？
但真相说出来，往往会让人哭笑不得，庄子的这句话其实是这样说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我庄子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我面对的知识是无限的，要我以本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那种永远看不到边的尽头，你当我是SB吗？这样会搞死自己的捏~~庄子是一个追崇顺其自然，清净无为的洒脱人物，他认为人吃个饭，饱了就行，没什么必要追求奢华，穿个衣，别冻着就行，实在不需与什么人攀比。同样，学问也是如此，学够了就行，学以致用，学问学来就是为了用，你一个人再牛B，还能全部用到这世间所有的学问？既然不能用到，那你老学老学把自己整个生命都拿来学这是干啥呢？时间都被你拿来学习了，还怎么有时间把学到的东西拿来用呢？这不就跟吃饭是为了炫耀穿衣是为了攀比的人一样，完全本末倒置了吗？所以他老人家就在《养生主》一书中给后世陷入这个怪圈的书呆子们提了个醒，你们这样苦学盲学乱学通学，对身体不好滴，会搞死自己滴~~
当然，庄子的这句被人误解的话，其实并没有以上那些例子引起的反面作用那么大，读书是必须的，掌握一定的知识也是必须的，但咱们要记得自己把握好，有个度。你就算用半辈子武装得自己学富五车，却发现很多知识你根本用不上，这不浪费了么？庄子从来都不认为一个人能比自然更大，这是他所有的话中唯一的主题思想，实际上，就算我们拿现在的世界观来衡量一部《庄子》，仍能发现他的学说里，有许多是符合辨证唯物主义思想的。可叹的是，就是这么一位崇尚自然的思想家，他一句劝解读书人适可而止循序渐进的话却被一些叫嚷着“人定胜天”的人当成了激励年轻人拼命读书的名言来供着，科举改成了高考，八股改成了应试教育，于是大学生一年比一年多，可素质却一年比一年低下，最后整黄了吧？你看现在大学文凭都和废纸没什么两样了，这帮人还不醒悟，还是继续读，读完大学读硕士，读完硕士读博士，读完博士读博士后……读完出来一看，嘿，好象我已经老了捏，很多知识也用不着捏，这不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么？最后再说一句私人的牢骚话，最近我去图书馆，总看见一帮老头老太太天天在那侯着，一见有啥免费的学习班就往里钻，也根本不管别人老师是教着什么，各位老爷爷老奶奶们，听我这个后辈说句话，您们这不瞎捣蛋么？赶时髦啊？摆个性哪？想让我们称赞下您啊？还是真打算活到老学到老啊？自个儿细细思量一下有什么意义么？能不能腾些地方给些真正需要的人进去？M的连“量子力学基础浅谈”都有街道的老大妈在里边占着位置，我真是无语了……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原句：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
歪曲程度：8
反面影响：3
6、相濡以沫
原句：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庄子·大宗师》
说点轻松点的吧。
沿着伟大的思想家庄老爷子的足迹，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条咱们耳熟能详的名句：“相濡以沫”。
说起这句话，其实大有来头，我想大家都听过现在流行的一个词吧？江湖，这个“江湖”是从哪儿出来的呢？很多人以为最初是古龙小说里的一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其实不然，江湖这个词最早的出处，便是在庄子说“相??我们讲了这么一个小故事：“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他说的是有一天，一眼泉水干了，两条小鱼被困在了一个小水洼，为了生存下去，它们彼此从嘴中吐出泡泡，用自己的湿气来湿润对方的身体，互相扶持，互相依赖。但，与其在死亡边缘才这样互相扶持，还不如大家找到一条水路，开开心心地回到广阔的江河湖海，回到各自的天地，彼此相忘，自由自在。
我们口口声声说的“江湖”就是这么来的，没想到吧？做下小广告哈，欢迎观看点评在下拙作：小说《书江湖》，不是什么特别牛B的书，主角比佐罗牛B一点而已，现正联系出版或许不日上市，先搜索来看一下也可以~~
恩，恩，回来，相濡以沫，多美的情景，虽然这并不是爱情最理想的状态。当年街道居委会的老大妈就算再没文化，这句话肯定是会说的，在我们的父辈那个婚姻靠组织介绍的年代，这句话支撑了多少性格各异，却本没有多少感情基础的夫妻一直走到了今天，相濡以沫，多好的一个榜样啊，只是当年没曾想，只是当年不知道，既然需要相濡以沫才能支撑，为什么却不干脆洒脱地放手，把自己，也把对方放开去找各自的幸福，去找各自的江湖呢？
相濡以沫，这句话的全部意思，又有多少人知道呢？
我有个大学的同学，是个陕西的女孩子，她在上学时找了个陕西的男朋友，她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了他，当然包括了身体，可是那个懒惰的男朋友对她很不好，常打她骂她象佣人一样地指使她，却又根本离不开她，我们惊奇的是，她竟然一直默默忍受了下来，一忍就是四年，我们忍不住问她，你们过得这么辛苦这么难受，为什么还要在一起呢？她却这样回答：“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虽然在一起不是很快乐，但这不就是相濡以沫吗？”
我无言，这能算是相濡以沫吗？为什么明明外边有更大的江湖，更宽广的天地，为什么明明知道知道自己有更好的未来，却要把双方都绑在一起，不开心地继续过下去呢？我们都身处一个传统思维占据非常强势地位的社会，一句相濡以沫，不知道让多少爱情做了这种传统思维的牺牲品。其实想一想，如果自己都不开心，别人的称赞又能怎么样？如果自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真正天地，别人的指责又能怎么样？唉，说大了，有点没边没际，父母也教育过我劝合不劝分的道理，这话题也到此为止吧，劝合不劝分，相濡以沫啊，原来我也不能免俗。
只是叹息一声，我们都没曾想到，除了一句相濡以沫，原来后边，还可以相忘于江湖。
相濡以沫
原句：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歪曲程度：--
反面影响：--
7：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原句：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道德经》
要说起这句话，大半的愤青都会告诉你，这话的意思是说：“天地残暴不仁，把万物都当成低贱的猪狗来看待，而那些高高在上的所谓圣人们也没两样，还不是把我们老百姓也当成猪狗不如的东西！”标准的无政府主义宣言，标准的对社会不满。这句话在各种愤青的文章中，在当前下三流的网络YY小说里那是随处可见，主角通常是弱小无助，饱受压迫和不公，于是有一天突然醒悟，大喊一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立时或悟道飞升，或肉身成佛，或从一个人人可以欺负的小瘪三变成一方霸主，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基本上，这些孩子的思维都可以总结为一种抑郁太久的被压迫感大爆发，就好象连老天都欠了他们个十万八万似的。可是呢？另一方面这帮无政府主义的家伙又没胆子喊出什么“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之类更牛B的话，更不敢扯出个大旗子大叫“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最后，只好喊一喊这句“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以表达一种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憋屈。说实话，其实我挺同情这些人的，无政府主义没什么了不起，一个人在学生时代没有经历过无政府主义的阶段，基本上可以被认为没有青春，我也经历过那种思想特别冲动觉得这世界上谁都跟自己过不去的时代，不同的是现在我知道了怨天尤人一点用都没有，社会是不公平，社会就是这么吊不公平，如果你觉得社会不公平，你只有自己努力去改变这一切。
但就算我非常理解他们的青春年少，我还是有必要得跟这些后辈们说一句，你们这句话，其实恰好用错了。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根本不是你们从字面上理解的，说天地残暴不仁，把世间万物都看成猪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猪狗，也根本不是你们想的那样说所谓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们，把百姓看得低微卑贱。其实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说，天地不情感用事，对万物一视同仁，圣人不情感用事，对百姓一视同仁。你们推崇的这句话，它的原意中根本没有你们所需要的压迫与歧视，却恰恰相反，它说的是一个公平的道理，我们所有的人，所有的众生在天地的眼中，都是平等的，为什么现在你啃着干面包，别人却吃着海鲜大餐？孩子，在大叫不公平之前，为什么你不想想你是否和他流过一样的汗水？如果想不通，也行，那就别想了，为什么你不尝试通过自己的努力，来稍微扭转一下这样的“不公”？只是大叫着不公平大叫着没天理大叫着等着天上掉个馅饼下来补偿你的委屈你的遗憾你正损失着的一去不复返的青春年华，有用吗？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这一篇是写给那些迷茫孩子的，如果你理解错了这句话，你会陷入自己的监狱，不能自拔。如果你知道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我恭喜你，孩子，这时你才真正长大。